马启代，诗人，诗评家，“长河文丛”《山东诗人》《长河》主编。曾获第三届当代诗歌奖创作奖、首届亚洲诗人奖等。

当下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

文/马启代

    大家都在谈论诗歌“回暖”，从世俗层面讲，我理解人们的兴奋，但从汉语新诗的实际状况而言，我是充满忧虑的。我常说诗歌写作关乎世道人心，虽与“世道”有关，但诗歌写作的核心、本质、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人心”上，诗歌写作是心灵的事业，当然它和时代有关，诗人必须回答时代，最好当然是能做到“上马杀贼、下马修佛”，作为写分行的人，既要能深刻介入、体验时代精神，也要真实、审美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精神图谱，才能称得上是位诗人。

    对于诗，世俗层面讲究“有用”，就很容易陷入工具论的泥淖；心灵层面讲究“有益”，最纯粹的部分都应当属于精神范畴。关于百年来新诗如何被权力和世事绑架、利用、阉割、亵渎，我想大家从诗歌史里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郭沫若一生最可给我们警示，当下招摇过市、荣华富贵的诗歌写作者熙熙攘攘，别人看到的是繁荣，我看到的是善良大众或浅薄文人被携裹着狂欢的闹剧。李敬泽说，都说文学无用，但向往者却络绎不绝，谁也没有逼你。我不怀疑那么多颗火热的心为之着迷为之倾情不是来自追求灵魂自我净化和精神自我升华的本能渴求，但在这个充满私欲洪流和铜臭气味的时代，我也丝毫不怀疑很多人不是洗心面对良善和对艺术进行朝圣而是在用诗歌的幌子追求世俗上的“有用”——如此说来，诗歌还可以当“幌子”，正是很多天赋不够、心机超群的官员、商人、伪道者、假学者们的发明。价值迷失，三观惑乱，“道统”尽失——我所谓“道统”当然不单单指儒家之“道”，而是天地社会运行的“大道”。但在“失道”的时代“寻道”“守道”却可让躁动不安的灵魂和被物质奴役的心灵得到修养歇息，但“虚假”盛行，只能加重一个社会的浮躁感和悬置感，进一步导致道理和精神的深度污染，文学包括诗歌概莫能外。故针对当下汉语实用化、工具化的潮流和文学界普遍追求平面化、文本口水化和思维玄学化的现实我倡导“为良心写作”，作为精神宣言，我秉持的正是司马迁确立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文字“辞立诚”的汉语美学和精神原则，可惜“假的”“虚的”“恶的”东西与欲望主义合流一直破坏着汉语“知白守黑，有无相生”的血脉精魂。尤为焚心者，乃当下诗歌创作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三化”现象。

    一是庸俗化。庸俗的时代表现为物欲性的膨胀和思想性的丧失。物欲性膨胀是人性失去底线的表现，诗人将陷在黑暗的心灵世界里，失去诗意感受的能力；思想力的丧失是人格平庸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生气和创造力消退的佐证。在多媒体发达的当下，很多诗人满足于浅抒情和平面思考，沾沾自喜于发表、获奖和点赞，应当说，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最初的发表所带来的激励是重要的，但你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和诗人而不是文字匠人，就要树立高远的目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所谓成绩。吴冠中曾说，艺术属于苦难，不是被人养出来的。他说的是艺术，也适用于文学，文学也是灵魂的苦役，作家诗人一生都会在路上。因此，有野心和抱负的作家诗人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于娱乐化，不要为心灵鸡汤类的文字鼓掌，不要去单纯地以短时间的销量来衡量一本书的价值。当然，五花八门的“恶搞”写作也是庸俗的一种，口水诗盛行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和审美水准都在下降。因此，娱乐至死的命题不仅仅属于社会学范畴，艺术往往充当帮凶。在一个名利飞扬的世界，能保证不虚妄的书写已经成为作家的首要精神品格。不要羡慕我们周围那些奉命文学和颂圣文学作家诗人获得的“荣耀”。你看看那些每天忙于投稿、开会、发表、获奖的诗人，有几个正在写好诗？所以，要做真正的诗人就不要把外在的东西看得太重。诗人需要荣誉，但不需要虚荣。如今严重的是，许多曾有良好向度的诗人也已精神萎靡，向平庸甚至恶俗看齐。此外，若延伸一下看，整个社会也在不断向平庸看齐，崇低而不崇高，就诗歌批评而言，无论学者还是诗人，其批评文字很难见真知灼见和思想闪光。大家正习惯于相互按摩、安慰和利益交换，在一排掌声中集体堕落。

    二是僵尸化。就是那些主张技巧性、纯艺术的写作，也是吴冠中先生曾说过，光练技艺出不了大师。现如今，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是在冒充知识分子，那么多作家诗人很多精神麻木，惰性十足，其文本艰涩，故弄玄虚，还总以大师自居，这类写作大多来自高校，我把它看做知识分子自我阉割、自我逃避和自我欣赏的自慰式写作，事实上他们真得只能叫作“伪知识分子”。“盘峰论战”之后，中国很多诗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诗人群体中的精神差异和美学分野也显现无遗。民间写作群体中的很多诗人在伊沙们不知疲倦的招引下继续向口水化发展，还到世界各地兜售（其实是卖弄）自己的作品，充当当代中国诗歌的代表，甚至有人傲慢到唯我独尊的境地。如果说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那么知识分子群体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其影响所致不但割裂了“世道”，也割裂了“人心”，使大批写作者从汲取西方滋养的模仿者发展到冒充西方的“假现代”。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百年新诗在“白”（从白话到口水）、“新”（从反叛到猎奇）和“西”（从先锋到炫技）的狂飙突进中失魂落魄的“三度”失度，其中就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僵尸化文本及其审美误区。如果说“庸俗化”大量来自民间写作，其中的反崇高成为没有崇高追求的借口，后现代的解构成为他们放弃难度和精神高度的自杀口号。那么，“僵尸化”则大量来自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他们中缺乏正常人类情感和体验的故弄玄虚和装神弄鬼导致文本缺乏生命经验和生命活力，其书籍中的教条观念成为文本苍白和空洞无物的遮羞布。当然，他们中都有几位优秀者，但未见更大的气象。可以说，两者为了泾渭分明都走了极端，背离了各自的初衷和愿望。另外，僵尸化的批评文本也多产生在学院派批评家中，王士强在《近年诗歌批评：丰富与贫乏》一文中多有反思，他身在学院之中，对大量流行的僵化批评有着少有的清醒认知和批判勇气。如果批评既不能直面鲜活的诗歌现场和文本，又不能梳理和阐述作者和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走向，一篇篇为了安全和高回报的项目而牵强附会引经据典所完成的所谓学术论文又有何意义和价值？

    三是体制化。也许体制化是造成平庸化和僵尸化的主要根源呢，因为如果体制不能保证“真”和“正”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流行于全社会，那么被圈养和意识上主动被圈养的作家诗人就会自然而然患上违背“真”和“正”的通病。他们根本忘记了或有意识放弃了或根本不知道作家和诗人首先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第二个政府，是要站在鸡蛋一边发言的体制监督者和批评家。作家诗人不是政府和某组织的宣传工作者。还是吴冠中所言，他说文艺的意义在于批判性。宣传部、文化局、作协文联是不一样的机构，即便当下实质上很难分开，但你当作家诗人的最起码心中要有底线。“真”是一切的前提，这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美学上都是如此，艺术也不例外，看你从哪个层面去看，能否看到表面之下的深层。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首先强调说“真话”，当然，我已经多次说过，那是我的精神宣言。梁小斌先生把它提升到诗人所应秉持的旗帜和方向的高度上。“正”就是不歪不斜更不邪，写作要守住生命中本质的感动。这不仅是“正心诚意”的“正”，它还需要深刻唤醒自我的良知和正义感，作为作家还要把它上升到人格尊严和文学精神。当然，体制化与体制不一样，体制化就是钢筋水泥化，是政治正确的写作，离开“真”很远，还自以为“正”，这类写作因为大多是工作和任务型写作，因为主体不够清醒导致与主流意识价值观高度重合，加上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认可，基本在体制层面享受现世的荣光，对于作家而言，其主体境界和个体意识愈加薄弱，其作品多成为时间的垃圾。自然，体制化是一种精神和意识的固化矮化钝化甚至沙化，与真实生命的血性和艺术的野性相背离，事实上，这类写作是无效写作即伪写作，多数加入主流话语的大合唱，最低也是帮闲的行为。但我承认并非身在体制内的作家都是体制化的，民间的很多作者其体制化热情也很高涨。与此相连，很多批评文字都是教科书和社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现，成为助长平庸化和僵尸化的帮凶。这类文章有的还是国家级课题结题论文。更有甚者，如当前批评方方《软埋》的一些文章，完全丢人现眼的文革再现，竟然还振振有词，可悲可叹又可怜！

    还是那句话，人学就是人性之学，真正的写作应从大地与人心出发。叶延滨曾告诫诗歌作者要“不黑不黄不灰”，我没有给他们冠之色彩，而是认为有这样三种现象值得警惕。不要去为了茅奖鲁奖甚至诺奖去写作，更不要整天参加比赛，我不是反对大量的比赛，但那却不是产生真正诗人的活动——这话有点绝对，但肯定有道理。当你与这些奖项保持距离的时候，你“沉”下来写作，也许会离真正的荣誉更近。我曾多次讲过，科技永远向前走，而艺术永远指向后。如果说这是一个平面的比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艺术所谓的永无止境并非单指高度，还指深度。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个出版了22部诗文集的人感觉自己不是因为这些书垫高了自己的海拔，而是让我的目光看到的更高远也更深邃，用立体的比喻来说，我感觉自己是不断向着那些美好的过去和深处向下“沉”的，“沉”入生命经验的底部，“沉”入生活的细微处，“沉”入名利的枷锁之外。冯骥才在韩美林先生的美术展览会上曾说，艺术的来源其实就是两个地方，一是远古，二是民间。这与我自己的体悟吻合。与作协体制比起来，民间就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指一个作家的社会身份。你身边的很多人崇尚所谓的“高、大、上”，殊不知，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都是“低、小、下”所构成的作品，因为它们与大地自然、心灵悸动和芸芸众生离得更近，有着同病相怜的血肉之亲。没有几个人达到伟大的境界，不过心中要存在伟大的向往，这样想想，你就会拥有更多伟大的情感和精神感应。

    这不是一个常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大变局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孕育甚至产生伟大精神和诗篇的时代。

(责任编辑：王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