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年轻人觉醒应遵从内心；有人认为过于情绪化

钟道然 1990年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大三学生。

■ 对话动机

钟道然近日出版《我不原谅》一书，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反思。百家讲坛主讲人易中天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称“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钟道然拄着双拐出现。

热衷于踢球的他踢出了“事故”——腿骨折了。

在《我不原谅》里，钟道然先批评了中国教育缺乏独立精神，进而对中国教育进行了行业性分析，称中国教育的实质为“人才”制造业，随后对照了中外教育，倡导学生的权利。

“20年我什么也没做”

新京报：是什么触动你写这样一本书？

钟道然：在中学，我就想过教育的问题，但那时要参加高考，没时间仔细思考。上大学半年后，我意识到，大学生活完全不是“理想的圣地”，比起中小学时的沉闷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京报：前言里说，一个瞬间突然激发你写书的冲动？

钟道然：大一下学期的一个下午，我逃课了，跑到广场上，突然问自己，过去20年我干了些什么？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也没干。后来开始考虑，要做些有意义的事，逐渐把心里对中国教育的真实想法写出来。

新京报：什么是你对中国教育的真实想法？

钟道然：在某些方面，它打破人的想象力，让人没了想法，无法做自己。

“挽救我过去的时光”

新京报：你想通过这本书达到什么效果？

钟道然：不能说要大家认同，更多的是用这种方式挽救我过去的时光。也希望年轻人，能从精神上觉醒，意识到应遵从内心来生活，而不是受制于学校、社会的标准。只要引起关注、思考、讨论就可以了。

新京报：目前外界对你的书有什么反馈？

钟道然：同学看了有称赞的，学校两位老师也给出鼓励和建议，我也上网去看一些评论，大多还是支持的。

新京报：有人会质疑，一位大三学生，还没完整体验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开始动笔批判，不太客观。

钟道然：如果是批判中国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需花时间体验，人人都知道，我只是说出来而已。

新京报：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以这样的身份写批判的书是不是有些讽刺？

钟道然：这好比所有学生都被扔进了牢房，只不过别人那儿都是铁栏杆，我这儿是金子做的，我应该感谢吗？

新京报：应该有人跟你反馈说这本书言辞激烈吧？

钟道然：出版社说过，同学也说，书的风格跟我本人有很大反差。现实中我比较温和平静，书里的情绪激烈些，这也是我不同的一面而已。

新京报：在读者看来，书中很多是情绪化的表达。在写书前，你有过系统的阅读和思考吗？

钟道然：写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资料，关于国外教育制度的书，能找到的几乎看全了，我也一直关注数据库里教育制度方面最新论文，读过的至少有上千篇。

“我算是个奇怪的人”

新京报：你在学校通常是什么角色？

钟道然：从小到大，我成绩还不错，当过班干部，作文经常是范文，算是“好孩子”吧。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应该算是一个奇怪的人吧。

新京报：哪些事让你显得怪异？

钟道然：比如初中时曾带领全班同学反抗班长的“暴行”，让他退位；高中时因老师让迟到的同学罚站，我觉得不满，给校长写信。

新京报：你会有一些计划吗？打算做些什么？

钟道然：我更愿意走着看看，按照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部的压力。

本报记者 朱柳笛

●首先，教育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让人成为他应当成为的人。天生我材必有用，而教育应该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最适合干的事，然后帮他朝那个方向前进。其次，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它的功能是把人脑独特的价值引导出来。最后，老师和家长必须平等对待学生，给他们充分的权利和自由。

——摘自《我不原谅》

(责任编辑：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