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笔名“徐慧之”来撰写的，但在上面提及的这篇《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短文开头，他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扮演一个兼职的编辑徐慧之呢？

我以为，金庸采用了一种多重角色的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分，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撰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的各各有别，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写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

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他曾以“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分别连载在《明报》上。他在《自由谈》上则以“黄爱华”笔名撰写了《祖国的问题》，在报纸上连载，之后结集成书。此外即以“徐慧之”笔名来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既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严格来说，金庸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迭，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因此，我们难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寻觅到新闻事件和政局评述的痕迹，虽然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时，曾出现某些影射现实的手法，比如《笑傲江湖》中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狂热政治运动形式和口号的影射等，但这在后来经过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批阅增删的改写时，都已经完全抹去类似的表面痕迹。正由于此，金庸的小说才堪称经典的文学著作，被列入文学发展史而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金庸所撰写的社评和专栏文章，尽管也涉及艺术的批评、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乃至社会趣闻传奇的描述，但这些文章均非来自虚构之笔，而是源于有根有据的新闻事实或报道翻译，绝无天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每天都要阅读众多的投稿和读者来信，并从中编选出适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称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策划这个栏目，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

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由于《明报》出于创刊初期，人手配备和经济能力都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自创刊到6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对外，他必须负责以《明报》名义的所有应酬和活动，乃至商业的谈判、交往等等；对内，他必须完成总编辑需要承担的所有工作，从整体的策划，编前的会议，到最后版面的审阅、大样的签发和送交印刷，直至报纸发行到市面，香港称为“出街”为止。这还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资金统筹和调配等等诸多的社务。

从19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上甚至扮演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无可厚非，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虽然金庸在文章的开头从总编辑和主笔变为一个普通编辑和撰稿员，自喻为只是“十万个臭皮匠的收发员”，但到篇末却无意之间又显露出自己扮演主角的身份。他写道：“我们说的对，请大家赞同，我们说错了，请大家指正。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从前面的“我”，到行文一半之后，就开始转用“我们”，单数的“我”是作者本人，而复数的“我们”则代表编辑部乃至《明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类似口吻和语气不是一个专栏作者所说的，而是应该出现在总编辑的“编后记”里。

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从《明窗小札》中涉及论述到《明报》及其栏目的文章中看到。《自由谈》是《明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设的栏目，该栏目内的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当时的时政经济为主，针对同样的现象或问题，刊发不同意见的文章，甚至是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辩论。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这种语气绝对不可能来自一般的编辑，或某一部门的负责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金庸当年创办《明报》就提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编辑的方针，更是《明报》整张报纸一直遵循的方针。上述这段话是一种自谦的总结，也是一种充满自信的肯定。更不用说紧接着金庸还谈到，“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毋庸置疑，这完全是总编辑或社长的话语了。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 《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摘自《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1963年2月25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摘自《罗素的信仰》

1963年3月27日

(责任编辑：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