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现实”变成“大现实”
在我的文学辞典里，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而散文属于老年。单就“诗歌属于青年”这一条来讲，在青年时代，李白写出了《上李邕》那样传世的名诗，徐迟出版了诗集《二十岁人》，海子向世人奉献了很多精美的短诗和几部史诗性长诗，举不胜举。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尤其是“90后”诗人，更应该写出既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诗篇。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来讲，已经不是“诗人何为”的问题，而是“诗人如何大有作为”的问题。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还没有写出令人引以为傲的代表性作品。换言之，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还没有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 那么，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如何才能写出优秀诗篇、乃至不朽诗篇呢？这是新时代摆在中国青年诗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值得大家深思。总体来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学养较好、起点较高，把诗写得太像诗，在诗艺和诗思方面都很“顺溜”。有人斥之为“浮先锋”，有人责之为“研究派”。他们到底有没有形成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不深究。所谓“研究派”，我想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依据某些主流刊物的发稿趣味，他们“有的放矢”地写作；一是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中外现代诗歌传统技法，他们“像模像样”地写作。无论说他们是“浮先锋”也好，还是称他们为“研究派”也好，他们的这类写作不接地气，罕见灵气，更匮乏生活底子和生命体温。 面对此情此景，虽然我们也觉得应该给青年诗人以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无不忧心忡忡，并试图破解这一新诗发展迷障。
我以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写出上好诗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使得自己的写作变得开阔、开阔、再开阔些。
要有坚定的诗歌自信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与“诗歌前辈”相比，无论是所处时代环境，还是拥有诗学资源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好上加好的。他们应该更加沉着，更加自信，摆脱“被期待”状态。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诗歌体”。较为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百年的诗学传统，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思考与写作的逻辑起点。站在如此高的起点上，青年诗人应该满怀信心，轻装上阵，写出不亚于前辈诗人、同时还必须超越前辈诗人的诗歌佳作来。毕竟他们面对的百年新诗传统，远没有当年古体诗人面对唐宋诗词那么大的无法超越的极限压力。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比较理性。对于上一代诗人及其诗歌，他们没有像此前诗人那样采取激进的取而代之。反而，他们和上一代诗人之间亦师亦友，和平共处，各行其道。仿佛他们乐于被上一代诗人、前辈诗人期待着，写出让后者满意的作品。这就造成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的时代焦灼。 为了急于交出答卷，写出让他人满意的作品，他们使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一首首“练习曲”，宛如述川在《永恒的练习》里所写：松树“墨绿的针簇，/来回刺探着虚空”，做着“与季节无关”的、“恒久的孤独的运动”，丝毫感觉不到春天的生机。如此一来，诗人就成了莱明《造景师》里的“造景师”。他们刻意制造一些人为风景，使得诗成了“人造的假山”、“纸扎的花朵”。看上去很美，但终究不是真的山水和鲜艳的花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责任、担当和作为，完全没有必要重复上一代人的老路，就像扶摇在《虚构》里所示：“万物各司其职/从不懂悲伤”。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努力摆脱上一代诗人的“阴影”，与他们若即若离，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形成真正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诗风，最终为这个时代塑形雕像。
从安在《茫石贴》里说：“坐定，我也成为石头的一部分”，毕竟“石头是风最后的住址”。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形成专属自己这一代人的诗风，要成为专属这个时代的坚硬的诗歌石头。要形成有别于上一代诗人的、属于自己这一代“这一个”的诗歌特色和诗歌风格。
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拥抱又克制的关系，如此方能避免机械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的唯心主义。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勇于面对自己身处的新时代。这个时代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即那些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如全球化、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都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写作的题材。 回望百年新诗史，上个世纪20年代，戴望舒和徐志摩等知识分子诗人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时代苦闷；1930年代至1940年代，艾青和田间等抗战诗人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时代强音；1980年代，青年诗人写出那个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和呼吁新诗现代化的崇高诗篇。 眼下，“90后诗人”路攸宁在《归》里写道：“一言不发的是生活/滔滔不绝的仍是生活”。现实生活不是简单扁平的，而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驳杂难辨的内容。比如，写家乡，既可以写记忆与当下纠缠的家乡，如刘文杰的《夏至书》：“白杨树目不转睛地站在村口/像守卫家园的战士”，也可以写文化变迁中的故乡，如树弦的《清明》所示：“在故乡与异域的距离里/在这个清明与下个清明悄悄交换时间的空隙里/我默默低头，仿佛一株株纤细的柳树”。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的青年诗人故意回避“大现实”，转而倾心“小现实”，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尤其是那些灰暗色调的细节念念不忘，像记流水账那样写些平淡无奇的“口水诗”。就像顾子溪在《像你在身边一样活着》最后所言：“所有你不在身边的日子被我写成流水故事/流水不腐/我欠你一生奔波劳碌、艰难险阻”。自然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如果把诗写成了流水账，那一定就会像泥沙那样被流年冲走。 诗恰恰需要写人一生中“艰难险阻”那样的“大现实”。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看待现实生活及其时代风貌，也是隐瞒和欺骗的另一种表现。对此，如李一诚在《说谎的安徒生》中所警示的：“现实是唯一的止痛药，却还需要忍受/强烈的副作用”。 我也不是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只能写“大现实”，不能写“小现实”；何况诗人们可以“以小见大”地、以写“小现实”为手段最终通达“大现实”。关键是，诗人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小现实”。如果故意避“大”取“小”、以“小”为“小”，而且是负性的、阴性的、扁平的“小”；这就成了大问题。这肯定不是新时代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令人欣喜的是，广大青年诗人，他们的诗歌作品满怀希望，如大树的《野竹林》所写：“我们忽然坚强起来，充满希望/仿佛一切磨难都走在变好的路上”；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努力“焐暖岁月”（韩熠伟的《春天是一味疗伤的中草药》）；更能看到他们积极进取，像胡游的《枇杷树》最后所写，“感谢这棵硕果累累的枇杷树/让我有了向上的冲动”。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直面现实，既可以从正面直接“突入”现实，也可以从侧面走进现实，把“小现实”变成“大现实”，认清前者只是表达后者的手段而并非目的。
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也许因为有些青年诗人对于世事茫然不争（公刘文西的《路中》），所以他们感觉“广场上的胜利贫乏无味”（阿海的《明天》），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中立”。在他们看来，选择“中立”，像“果子悬着”，“也只有悬着/才知自己的分量”（杜嘉俊的《苹果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中立”不等于“独立”，“悬置”不等于“个性”，“中立”和“悬置”并不意味着复杂。他们误把“中立”当“独立”，错将“悬置”当“个性”。我始终认为，真善美是青年诗人写作所追寻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早在抗战时期，艾青就出版了诗论集《诗论》。对诗与现实、诗与时代、诗与真善美等重大诗学命题就有很好的归结并进行了“新诗诗话”式的艺术表达。我觉得，艾青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诗人写作的诤言和良言。
诗人们不但要认识真善美，还要懂得欣赏它们，更要拿起笔来赞美它们。不同于穆旦写于抗战后期的《赞美》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叶飚的《赞美》赞美的是九十年代的“辛劳和营养”、梦想和幸福，好让他的诗有个“尽善尽美的理由”。生活尽管复杂多样，但是通过经验、知识和思想，人们完全可以化繁为简，认识生活、把握生活和诗化生活。
要有大胆的创新精神 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来讲，我们很有必要声明：诗歌写作要创新，不要“创恶”。 当然，创新，要“守正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有时候也是“创旧”。因为传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所以，有人说，诗歌是发现，而非发明。数典忘祖，否定传统资源，只会使创新成为空中楼阁。黄雨陶在《三月十二日夜行道中遇雨》里说“杜甫太沉，李白太轻”，把“李杜”弃若敝屣，此乃写诗的歧路。 创新是一项系统的诗学工程。它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在思维、审美、语言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有机的、有效的创新。比如，处于青春期的青年诗人，既写到了自己“体内的欣喜”（桴亘的《喜鹊》），也写到“父亲太极里方程”（桴亘的《我二十二》），同时还能写到老年人对故土的坚守（胡游的《老人的孝顺》），进而写到复杂生活和悖论诗学的“方法论”——“如果赶时间，就走最远的那条路”，“有秘密，就说给隔壁的耳朵听”（刘浪的《流水赋》）等等。此外，在诗体建设方面，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好像只擅长写短诗，而很少写长诗。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想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写作实力和魅力，光写短诗是不够的，还需要创作既有灵又有肉且还有经络的优秀长诗。
总之，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创新，既要力戒装神弄鬼的西方化的晦涩诗风，又要规避油腔滑调的本土化的口语诗风，不要盲目跟风赶潮，要有自己的定力和站位，努力形成纯正地道的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包容化诗风。
(责任编辑：刘雅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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