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前，美日等国根本没把中国放眼里，中国甚至还得为这个殚精竭虑，现在...
文 |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1 历史赋予中国独特使命
世人注意到，当世界需要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时，中国不仅不会缺席，而且主动而为，展现出作为负责任的独特新兴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今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
其时，作为全球首席经济与金融强国的美国，由于国内权力交接而注定不可能成为论坛主角，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标志着北京方面正在拥抱“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而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鼓励的。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由于特朗普公开宣扬的保护主义攻击了达沃斯的核心前提——国际贸易和投资，因此，达沃斯论坛所代表的世界观可能正遭受强烈的冲击。而各国领袖与有实力参与主体究竟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经济增长、改革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至少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探索之中。
9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同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表明“一带一路”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正在获得体系性的国际承认。
环顾今日世界，除中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愿意拿出如何应对21世纪人类发展的负责任行动方案，而中国客观上还是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也面临着相当吃重的发展任务。与人均GDP高达5.59万美元的美国相比，人均GDP仅0.82万美元的中国根本谈不上富裕。这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全球财富版图上一家独大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在关乎21世纪人类共赢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展现出负责任新兴大国高度的国际责任感与实际行动能力。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十年，在过去这十年里，全球实际经济增长指标低得可怜，有效经济增长更是乏善可陈。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尽管为促进经济增长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内外政策，但除了美国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外，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改革并没有将本国经济引领到可持续增长轨道上。
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这又使得全球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尽管具有美国范式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过去70年余年间在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和发展援助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本质上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上述国际组织在其角色空间上却离真正意义的全球公共产品相去甚远。
2 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转型样本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回望30年前，当中国经济总量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时，美日等国在经济领域里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甚至要每年为了获得美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而殚精竭虑。但是，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以现代经济史上所仅见的改革开放力度，释放发展动力，加快融入世界，并在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红利的驱动下，以年均超过8%的经济增速将本国经济规模从不足4千亿美元做大到超过10万亿美元，如今中国的名义GDP已相当于日本的2倍，而在2009年，中日经济规模还大体相当。
应当承认，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进步，大都表现在体量上的扩张，“效费比”相对较低。就进一步的指标而言，中国去年超过10万亿美元的GDP中，完全由国人自己运营且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产业，笔者估计尚不足3万亿美元。众所周知，中国GDP取得的较高增长速度，仍主要依靠天量投资。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在2011-2014这四年间，投资（或曰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而2014年，投资占GDP的比重，美国和德国均为19%，日本为21%，韩国为29%；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和巴西为20%，印度较高，为32%。以上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仍然很大。整体而言，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难题，是经济迟迟未能完成战略转型付出的边际成本。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
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上，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将经济规模做到10万亿美元以上。在中美两国都面临各自经济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代表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既要稳住中速以上增长预期，更要通过换血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创新驱动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道路。毋庸置疑，这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最具指标意义的发展范式转换，亦将为广大新兴经济体提供高质增长转型样本。
3 融入世界体系并成为公共品提供者
从时间轴来看，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以来，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在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主要从适应国际规则开始，通过全面嵌入到全球产业与贸易价值链中，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作用，迅速做大贸易蛋糕，并利用2003年至2006年的全球经济发展黄金期所释放的诸多红利，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差距。
二是在2007年至2012年的全球经济动荡期内，中国对内整固经济，对外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并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等等，为搭建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做好相应准备。这段时期既是中国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周期向中速周期切换的过渡期，亦是拥有相当资本积累的中国，致力于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有效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着力提升技术进步，进而对外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的关键五年。
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冷静分析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洞悉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对内全面深化改革，清理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沉疴，推动经济战略转型，对外启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便利化，打造多边合作共赢平台等重大决策。在致力于加快推动中国由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转变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为抓手，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锻造立体化的区域与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
可以说，这是自全球工业化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新供给者，承担起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任。
中国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区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牵头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以及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陆续拿出具有可执行的经济金融产品与服务清单，并非为了主导构建什么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基于全球使命，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谋求共赢发展。
近来，包括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重量级多边金融机构与亚投行的频频接触，展现出与亚投行之间的项目对接与深度合作意愿。其中欧洲投资银行对气候应对与环境治理项目合作尤感兴趣，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明确表示将与亚投行在中亚地区合作推动数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亚洲开发银行也顺应形势，积极寻求与亚投行的项目合作。
可以说，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其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以及开业以来在项目开展与对接国际机构方面的高效表现，已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声望机制，凸显中国在机制设计与组织运营中的勤勉努力与后发优势。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要将本国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转化成国际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角色支撑，必须通过参与尤其是积极主导建立相关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来实现，美国在1944年主导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明证。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在全球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4 发育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
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坐标能否获得实质性提升，取决于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的行动力与协调力，有赖于各成员国的互助合作，当然，也离不开中美在国际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议题也是重要难题是，既然中国积极主导的新公共产品的大门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放，那么美国等国一旦决定加入该组织，其权益份额和行为空间与中国的既有权益份额和行为空间如何有效安排，是一个高难度命题。中美两国无论展现何种智慧，双方的合作性博弈是最基本的政策逻辑。
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中国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众所周知，今日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换言之，美国自1944年以来所扮演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因此，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与运用，其背后所蕴藏的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如若上述国际公共产品发展取得预期成功，则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也应该向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与范式设计，最终目标是发育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
5 带领全球化走出“公地悲剧”困局
如果从全球经济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视角观察，最近几年，全球化退潮，盖因过去扮演着经济全球化最重要动力的发达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实力成长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意愿与能力的增强，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性。而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傲视全球的欧美产业与金融资本，当其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主体时，同样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性。
尽管西方主流财经媒体仍然认为美国企业是全球化的主宰，其中最优秀的美国企业早已擅长跨国界管理以及将资源配置至可产生最高收益的地区。但他们同样承认：即便苹果在美国建厂、向美国工人发美国水平的工资，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其在中国与合作伙伴所能达到的制造速度、精度和灵活性。这还是在假定中国合作伙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况下。
其实，换个角度观察，自中国加入WTO以来逐步形成的中美产业分工格局，除了有其相当合理的一面，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共享机制。而在这种利益共享机制中，中国显然不是占优势的一方，在以苹果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中国尽管获益不少，却仍是不折不扣的下游打工者。如果美国连组装价值链都要留在国内，对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恐怕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而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应当明白：在科技仍在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与财富分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换句话说，政客们可以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来满足某些利益团体的行为偏好，但要仅凭一己之力促使全球化发生逆转，几乎不可能。
作为有着全球责任感的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最大限度团结与引领全球化参与主体，推动资本、技术与相关要素流动，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持续释放全球化红利，带领全球化走出动力结构的“公地悲剧”困局。
(责任编辑：梅花映雪 )
|
开创文学新风尚 引领写作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