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的面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崛起，那种腐朽、陈旧的散文路径正在遭到蔑视，而更多面对事物和自身的话语道路被创造出来——这种新的语言运动还没来得及命名，便已对散文的发展取得支配性的力量，因为在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发生内在变化之时，最先觉察到这种变化的往往不一定是小说和诗歌，而可能是散文。散文是 心灵最亲密的盟友。

    变化确实在悄悄地发生。比如报纸上一度盛行的小女人散文，又比如网络上还在扩张的以戏说为特征的“大话”式散文，这些话语实践，把林语堂所说的“娓语”发展成了一种更为柔软、轻佻、趣味化的语言经验，你原先以为它是微不足道的，可不过是几年时间，它便全面占领了新一代的阅读口味——对于新一代读者来说，文字最大的敌人不是艺术的粗糙，而是无趣。无趣的文字是如此的不可忍受，以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便不再掩饰自己对一些入选课文(多半是无趣而僵化的)的嘲笑和愤怒。我们不可轻视这种语言情绪，它的背后，或许真的蕴含着汉语文学新的发展因素。

    与无趣相对的是语言的趣味性。这一点能引起众人的关注，那确实得感谢这个媒体时代，正是网络和报纸的发达，有效地打破了传统中那种政治一手遮天、文字面貌过于严肃的局面，并渐渐地把大家的眼光引向生活和文字的趣味上来。太多的人，已经过腻了无趣的生活，看烦了无趣的文字，他们再也不愿意为了一个空洞的乌托邦或大而无当的道德理想牺牲生活的趣味了。新一代最喜欢的写作偶像之一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里曾这样宣布：“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又说：“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我的精神家园·自序》)确实，回想起来，即便是“文革”，它梦魇般的记忆也许不单看它迫害死了多少人，更可怕的还在于它将民众生活中那些有趣、轻松、柔软、私人、有人情味的细节和经验全部取消了，生活被简化成只剩下一些粗陋而野蛮的政治线条，个人的喜怒哀乐完全被禁止，这种与趣味背道而驰的生活是黑暗而违背人性的。现在，媒体的全面崛起，为每一个人表达自己最个人也最真实的想法提供了可能，它无非是为了告诉我们，高尚的生活值得追求，平庸的生活也同样值得尊敬。而要让生活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政治空间里解放出来，变得每个人都可以忍受，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很好地活着，惟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恢复生活本身的趣味性、丰富性和多元化——这样的生活也同样会蕴含出巨大的转变、破坏和重建的力量。正是深刻地根植于这个信念，一些年轻的散文作者，开始着力于在生活中发现细节和细节中的趣味性。他们似乎更喜欢周作人在三十年代就说过的话：

    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笠翁与随园》)

    新一代散文作者一旦开始在行文中追求趣味，一种幽默、睿智、简洁、直接的文风就慢慢地在他们身上形成。它已经构成一股足以和传统散文抗衡的力量，因为这种轻松和幽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科打诨，而是他们在识破生活真相之后发出的会心微笑。

    当然，在这种“微笑”之外，我也没有忘记其他一些散文方式，它们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俗常所说的“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的普遍特点是，大规模地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这个潮流的倡导者，以前有余秋雨，以后有王充闾、卞毓方、费振钟、朱鸿等人(他们大概属于成功者，不成功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书写者还有很多)，他们所出示的话语风度，满足了许多人的文化期待，也使许多人觉得在散文中建构大话语模式的梦想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初步实现。

    “文化大散文”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遗留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据我有限的阅读，我发现，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甚至，在一些人的笔下，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不说这些历史史料许多都有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局限，我只想探讨，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散文作者，如何能够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忙于对史料下结论，而尽可能多地去发现历史中的人性和精神碎片。(有历史考据之特长的人除外，比如李敖——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历史文化散文作者实际上并无这种考据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于史料的历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以为，如何更多地发现这些段落和瞬间，并为这些段落和瞬间找到合适的心灵形式，使之被缝合到一个大的精神气场之中，是历史文化散文作者急需共同解决的难题。

    历史是什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知识和材料，是铁的事实，所以他们有理由寻求历史的正解；而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也像历史学家那样试图以史料说话、并求历史的正解的话，那除了留下一堆漏洞和笑柄之外，我想不会有其他的收获。

    因此，我想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的力量，对于散文作者来说，恰恰是以非历史的方式达到的；它不是为了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为了接通历史中秘密的心灵通道。可是，当下的文化散文作者在进入历史(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表露出一种试图纠正历史的文化态度，他们的行文中，似乎总是在辩白，在澄清，在告诉读者历史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而恰恰忘记了他们手中那些有限的材料，并不足以做这样正统的事情。(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结果，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都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

    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休已！散文是个人的，独立的，它最怕落入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之中。可困境恰恰就在这里，当历史在为散文作者提供有力的支援的同时，也为他们设下了陷阱：由于历史的阴影过于强大，作家往往无法挣脱它的圈套和逻辑，最终只好臣服于它。在最需要作家发表史识，最需要作家表现出人性的洞察力的时候，作家的身影却淹没在历史那阔大的阴影里，这与文学所需要的独立而创造的品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希望历史文化散文作者的写作不是受制于历史(更不是简单地转述历史)，而是以非历史的方式来面对历史本身，只有这样，他的写作才会贯彻出真正有价值的个人眼光和精神敏感。

    什么是非历史的方式？我想，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它们可能处于历史的背面，处于常规历史的暗处，但它们却可能是最为*近人性的区域，是值得散文真正用力的地方。如果说，历史研究主要是材料发现，那么，散文写作则应该是一种精神发现；这种精神发现又往往是非历史的，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只有它能有效地联结历史和作家之间的精神通道，也只有它能到达历史的人性深处。

    或许，你可以把我这种表述归纳为一种历史的方法论，没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理解的问题。对于当下盛行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来说，历史理解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他们更多的还是操用“历史纠正”的方式，而我，提倡的是“历史理解”。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说：“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也想去理解柏拉图或戴维·休谟，或伊萨克·牛顿。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我想，好的文化散文作家也应如此，面对历史，他们不该热心于“去纠正”，而是要谦卑地学会“去理解”，这二者有着不同的精神指向：前者指向材料和事实，后者指向人性和精神。

    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历史学家多追求“历史的意义”，散文作家则多追求“生活的意义”。如此概括，并不等于说散文写作遇见历史问题时，就去刻意地回避，不，它同样需要追问，同样需要沉入历史的深处，以聚集那些话语碎片里的精神力量。因此，说散文写作追求“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它不仅有历史意识，还要有精神识见，用卡尔·波普尔的话引申出来说，那就是：作家可以给予历史一种意义，一种对于自己今天的生活和精神有崭新发现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地去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最终你会发现，“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还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这对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才体现文学的主体创造。遗憾的是，今天的历史文化散文，几乎都还陷在“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这一泥淖之中。

    因此，以我私人的理解，当下历史文化散文的正确发展，不是依*“历史的方式”，而是寻求“非历史的力量”；不是追求“历史的正解”，而是指向“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不是“去纠正”，而是“去理解”；不是表现“历史的意义”，而是寻找“生活的意义”；不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而是“给予历史一种意义”。——在当代，能贯彻如此识见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者，我以为并不多见，所以，这种路径的散文写作，余秋雨之后一直未见大的起色。很显然，没有史识，作家就不可能真正地与历史、文化发生精神对话，反而容易被史料所左右和蒙蔽。

    关于这点，鲁迅的一段话值得回味。他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写的一封信中，向台静农谈论到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一书(该书深受胡适影响)，他说：

    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预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篇，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其实，在当时那种境况下，郑振铎能写出一部“文学史资料长篇”，已属不易，鲁迅之所以还提出批评，原因在于他坚持了“史识”这一更高的标准，并推崇以“史识”看史料。在他看来，惟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史”，才能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史论”。这是有道理的。以此来观照当代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我们会更觉“史识”的重要和可贵，否则，我不禁要问：面对浩瀚的史料，你如何才能从中解放出来？又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资料有时可以借助于别人搜集的成果，“史识”则必须研究者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从大量资料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王瑶：《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一例》)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当下也有一些作者，试图在历史文化散文领域作出新的努力，比如卞毓方，他那本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大散文”《长歌当啸》(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9月版)，就为我上面的论述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这本历史文化散文集，一共写了二十位文化名人(其中多数生活在二十世纪，如毛泽东、蔡元培、鲁迅、胡适、郭沫若、钱钟书等人)，作者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存在旅程和精神轨迹，有力地呈现出了一个现代书生与文化伟人对峙时的复杂景象。我承认，这种散文是很难写好的，因为面对的都是“须仰视才见”的高大人物，即便作者把眼光和姿态放得再平，主导的语调还是景仰和赞美，很难真正逼近人物的内心。诚如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所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但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卞毓方力图在创造一种能与伟人平等对话的语体，也极力想通过史论的方式，出示自己的言说的价值依据。甚至在语言雕琢、谋篇布局和取材创意方面，卞毓方的散文可资借鉴的地方也有不少，这点，已经有不少人都已先后指出并撰文论述，我不想多说。

    我要继续追问的是：卞毓方的《长歌当啸》作为新的历史文化散文范本，是否突破了我上面所说的困境，而走向了新的视野和境界？也许没有，至少，一直残存在我心中的对历史文化散文的那些疑虑，并没有打消。——它不仅是卞毓方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所有参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人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如何在连篇累牍的史料中建立起“非历史”的、“去理解”的读解方式，卞毓方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自觉，所以，他还是经常受制于公共层面的历史结论(最典型的是写马寅初的《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一文，如果抽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寅初的光辉事迹和豪壮言行，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知识分子的骨气方面的慨叹，属于作者自己的独特识见实在不多)，而难以找到一条线索，将个人的眼光和史识贯彻到底；个别的篇章，甚至还有在转述史料中被史料淹没的危险。而我上述所说的“非历史的力量”，“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给予历史一种意义”等要素，一旦不能在历史文化散文中得到有效的落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不满足的，因为除了这些，你找不到让散文独立于历史的其他理由。

    就此而言，德国现代著名的理论家、文化史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一段话，或许值得所有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牢记：

    以历史的方式宣告过去，并不意味着承认“过去的实况”……而是意味着当记忆(或存在)闪现于危险时刻之际掌握住它。(《阐明》)

    其实，即便是历史本身，也有许多“生活的意义”在等待作家们去掌握和发现，关键是看作家本身是否具有掌握和发现它的史识和能力。比如，我注意到，那些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比起那些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如金岳霖、冯友兰等人)来，内心常常是较为清醒的，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在需要作出果断的价值抉择的时刻，他们往往有着更令人佩服的精神姿态。可是，如此明显的事实，并没有什么人用“给予历史一种意义”的史识来言说它，原因或许很简单，就是面对历史，我们缺少“去理解”的人。

    因此，真相已经非常清楚：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无“史识”，你就无法超越材料，获得洞见。而按我的理解，散文之“识”，对于历史文化散文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准确说法是：面对历史，“去理解”，并努力“给予历史一种意义”，以最终完成一种“非历史的力量”。——我喜欢这个由我自己概括的说法，尽管它看起来多少有点高不可攀。

(责任编辑：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