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将医生与他的癌症病人 杨玉祥 明天就飞回法国了。可远在法国上大学的儿子来电话说：“他同寝室的张磊让捎点东西。” 晚上张磊的爸爸开车送东西过来。王艳发了短信告诉自己所在的位置：“出了北四环第二个路口有个时代庄园广告牌，往右拐走一里多路就看见顺泽园小区了。”可过了许久迟迟不到。又过了些时辰，接到电话，他已经到了小汤山了，也没见着时代庄园的广告牌。 嗨，遇到笨人了。她只好出门去接。走到时代庄园广告牌下，刚才三三两两的雪花开始变厚，密度加大，不一会，浑身上下裹满了白皑皑的雪。足足等了四十分钟，一辆现代牌轿车才缓缓地蹭过来，停在她旁边。从车里下来一个胖胖的军人，不用问定是张磊的老爹。 他堆起笑脸，刚要说些歉意的话，被王艳抢了先：“我的脚都冻僵了。别的先不说，先送我回家。” 车子又开动了，往王艳小区方向开。坐在车里，她沉着脸，一声不吭。张磊爸爸为了缓和气氛，把一张名片递过来说：“我在部队医院。看病住院做手术的事找我。” 他说点别的什么，哪怕咒几句该死的天气都可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诅咒我们得病住院吗！我们就是得病住院，也轮不到找你。王艳愤愤地想。 她把名片随便往兜里一掖，到了家话完别，名片看都没看，随手扔进了垃圾筒。 三个月后，在法国的她接到远在北京的妹妹来电：“父亲患了肺癌，晚期。”医院讲，晚期病人一般活不过半年。最好的医治方案是做手术。 父亲刚刚过完六十五岁生日。这年龄还很年轻。但退了休的师长就像褪了毛的凤凰，比普通土鸡大不了多少。 她飞回北京，和妹妹一起，带着父亲进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拜访了一个又一个肺癌领域里的专家。这些医学权威无一例外地给他推荐部队一所大医院的胸外科张主任。经他手术的病人，一个个都挣脱死亡的威胁，健健康康地活着。 她们早早地来到这家医院。张主任的号早已挂完。据说众人为了挂他的号，连排三天都没能挂上。胸外科诊室的过道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她俩好不容易找了个位子，妹妹坚持让姐姐坐。王艳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叹息。她在国外多年，想不到国内遇上疑难重症，看病真是难上加难。 她抬起头，透过妹妹的胳肘间的缝隙，看见走廊墙壁上悬挂着几排医生的照片，其中最大最明显的一张照片，似乎那么熟悉，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照片下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张涛主任。那个爸爸现在的救星。 她一拍大腿站起来喊：“爸有救了！” 妹妹疑惑不解地望着她。 原来照片上是那个说“看病住院做手术的事找我”的人。即被她一怒之下扔掉名片的、儿子大学同寝室张磊的父亲。 她从妹妹手中扯走肺部胸片，直冲主任诊室的门而去。一个小护士拦住她，不准进。 “我和张主任是朋友。前些日子你们张主任找我给法国的儿子张磊带过东西呢！” 小护士愣了。因为王艳说的法国留学的张磊，几乎科室里的人都知道。在小护士犯懵的瞬间，王艳一下子直撞进去。护士没敢阻拦。 她站在敞亮的诊室一角，没敢贸然上前，更不敢打扰张主任看病。 只听张大夫说:“这病，需要动手术。院长刚才也打过招呼。那你们先住院吧，我开住院单。” 站在病人旁边的家属说话了：“张主任，我们想让您做手术。我们知道您对这种手术最有把握。” “让我的学生做吧。他们也做得很好。我的手术已经排得满满的，实在抽不出时间了。” 忽然发生的一幕让王艳吓了一跳。病人家属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他竟“扑咚”一声跪在张主任面前，几乎是用哭腔说：“求求您了。张主任！您救救我妈吧！”王艳知道,像张主任这样的专家,手术快、稳、准,别的大夫需要四个小时手术时间,他三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对年岁大的病人来说,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危险成度也大.而这种经验和技术,需要无数次手术中获得,熟能生巧嘛。 张主任的助手忙上前搀起病人家属说：“先住院再说。该下一个病人了，下一个……”。 一个老头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他斜挎着一个大书包，话没说，先把包里的一摞东西拿出来，陈列在诊室的桌子上说：“张主任，我排了三天队，没挂上您的号。您可是我崇拜的偶像——现在说是忠实的粉丝——瞧我收藏的:这是军报介绍您的事迹.这是画报登的您的工作照.这是……” 张主任翻阅着那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感叹道：“可怜您老的这一番苦心。这搜集起来也得费一番工夫呀！得，给老人家加一个号吧。”说完他在一张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并盖上自己的人名章，递给老人。老人千恩万谢，笑呵呵地拿着条子去挂号处挂号了。 王艳乘这个间隙，小心谨慎地凑上前说：“张主任，您说让我以后家里人看病住院做手术的事找您。今天真让您说着了。我父亲病了。 张主任只翻了一眼，就垂下眼皮。他认出了这个脾气大的女人。上次把她送回小区后，开车出来他就迷了路。再加上大雪纷飞，他足足在路上东扑西撞地折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回家的路。 他接过王艳递过的片子，仅扫了几眼说：“做手术吧。我给你推荐肿瘤医院的杨大夫。他手术做得很漂亮。” 王艳又来到肿瘤医院。杨大夫看完片子说：“张主任真会说话。做这个手术他最拿手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上至中央常委，下至平民百姓，都找他做手术。他是双拳难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自然把你们支到我这里来了。” 王艳站在那傻了。这十多年来，她在法国经营一家中国餐馆，钱赚了不少，可跟父亲聚少离多。当看见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有点脱像的父亲时，轻易不流泪的她“哇”地哭了。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父亲也眼圈发红，声音哽咽。 只要能给父亲请来最好的医生做手术，当女儿的不惜花钱。她曾又来到张主任诊室，掖给他两千欧元，均被他以各种理由退了回来。 一向自认为是女强人，没有干不成事情的她，也一下子没有了主意。 儿子从法国打来电话，说哥们张磊再帮助做他老爹的工作。 又过了三天，一切没有进展。 这天半夜，手机忽然响起。她一听是张主任打来的。他第一句话说：“我同意给你父亲做手术。不做儿子三天来天天晚上打来电话骚扰。我每天都有手术，休息不好是上不了手术台的。再说，我是农民出身，儿子就是天。没办法……” “啪——”电话挂上了，没容她说句谢谢的话。 王艳从儿子的朋友张磊口中了解到。张主任出身农村，后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临近毕业，赶上中越战争。他在前线表现出色，毕业后保送到北京部队总院。现在已经是少将军衔的医生，可谓功成名就了。 张主任来查房，他认真地用听诊器听着病人的心脏，同时习惯地说：“多吃点东西。做手术没啥，甭紧张。” 父亲笑呵呵地说：“不紧张。我做过一次手术了。还是第四军医大学的高材生给我做的。” 他把听诊器换了一下位置，随口说：“谁呀？” “叫张涛。我一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有恩于我的人岂能忘记。” 张主任愣愣地望着面前的病人。三十年过去了，虽然岁月在这张脸上刻下无数的皱纹，可是眉眼之间还是留下了熟悉的痕迹。“你是，王团长！”他问。 “是呀！是呀！你就是……缘分呀，缘分！”老人欠欠身，想坐起来，被张主任一把按住。 “我看看当年的伤口。” 父亲撩起被子，亮出肚子，一条三寸多长的刀口，象一条短粗的蛇弯曲地趴在肚子上，是那么可怖、丑陋。他不忍目睹，赶忙用被子遮掩上了。仿佛旁边簇拥着许多医生。其实他知道，除了自己，背后连一个护士也没有。 回到办公室，他在窗前激动地走来走去。在前线实习时，担架抬下来一个团级指挥员。他检查了一下，是弹片炸伤了肚子，血依然汩汩地流。需要立刻手术，取出弹片，不然，危在旦夕。可几个医生都在做手术，他们是实习生，只能急得团团转。 那团长知道情况后，望望张涛说：“你怎不能做这手术。” “我在大学光学理论上的知识和观摩手术，没有独立操作过。” 团长吃力地说：“我也没打过仗。这回带着一团人上去练了几个月，这不，也打了几个胜仗。医生也一样。来吧，小伙子！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了。” 他当时不知哪来的冲劲，拿起了手术刀。尽管在用刀子取弹片时，他的手在抖，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滚，但终于取出了弹片。现在让他做这个手术，他决不会割那么长的刀口，缝针也不会这么皱皱巴巴，难看得自己都不忍心去目睹。今天看来，绝对是失败的手术。 可是就因为他是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中第一个拿起手术刀，为伤员取出弹片的人。军报的记者采访了他，刊登了他的事迹。毕业，他是全班唯一分配到北京部队总医院的学生。 他的人生应该说是从做王团长这个手术时改写了。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起点低，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可三十年后，在学术上，张主任已经远远地把班里的佼佼者甩在后面。不能不说，他在部队总医院的环境，即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专家学者的帮助，使他占尽先机。 某种意义上说，王团长是他的恩人。 而这个病人三十年来却一直记着张主任的名字，对张主任的蹩脚手术无怨无悔。王团长不知道他的慷慨大度，无私的牺牲，成就了一个驰名中外的医生。 他叫来了护士长说：“把32号床的病人，安排进大套房。”大套房是大军区总司令以上才有资格居住的房间，其他人不够资格无权享用。可科室主任有权利安排人进去住。一般是主任的父母或直系亲属。这也是张主任主持胸外科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行使自己的特权。 “这个人是您……”护士长疑惑地问。 “恩人，有恩于我的人。胜过父亲！” 护士长立即将老人的病床推进了大套房。大套房是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四居室住房。全家人都可以住进去,方便照顾病人。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病榻前，是落地窗，阳光遍洒在病床上。白天看得见远处车流涌动，晚上万家灯火。 王艳拦住正在指挥护士搬运父亲的护士长说：“我爸退休前是师级干部。这个房间我们不够资格。” 护士长说：“张主任没跟您讲，只按普通病房收费。是白住。” 王艳目瞪口呆。 她敲开张主任办公室。没等她开口，张主任就说：“我和你爸三十年前就认识。我们是战场上结交的朋友。” 明天是给老爷子做手术的日子。晚上张主任静静地坐在办公室，仔细研读手术方案。明天的手术，必须要做得漂亮，为了报答老团长，也为补偿一下三十年前蹩脚手术所遗留下的歉疚。 他记得，有了老团长带头让他做手术，其他战士也紧紧跟随。他的技术在手术中迅速提升。分配到部队医院，同仁看到他那熟悉的手术技巧，连声称绝，并自叹弗如。他一了解，才知道同事们一年做不了几台手术。可张主任在越战期间，几乎天天上手术台。 有人说手术大夫是熟练工种，也有几分道理。 在名医的光环下，有多少象老团长那样失败的手术呀。人们只看见他光彩的一面，又有谁知道他也曾失败过。他是从失败中一步步走过来的。 门吱钮开了。王艳闪身进来，又把装有二千欧元现金的大信封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二十年来，他拒绝过无数的红包。甚至给大军区司令做手术，家属也给他送红包和礼品。今天他毫不犹豫的站起身把信封推过去说：“手术我做。而且我要全身心地投入。钱我是坚决不收！” 张医生想起一次去自家门口的理发店理发，那天是周末，剃头要排队。明天他还有手术，需要早点入睡。他就问站在旁边为客人倒水洗发的小伙子说：“你不会理吗？” “正学着呢。水平不行。” “来，来，来，你给我理。大师傅也是从不会到会的。要敢于练！” 小伙子激动得双眼放光，他搓着抖动的手说：“给您理坏了，就麻烦了。” “没啥，没啥，春风吹又生嘛。”他大方而坚定地坐在镜子前的椅子上。 小伙子小心翼翼的剪完发，歉意地说：“谢谢师傅给了我这次机会。我真不知怎么感谢您呀！”小伙子紧张得额头汗涔涔的，他用手抹。 “多少钱？”张主任站起身掏兜取钱。 老板走过来说：“可甭说给钱。他应该给师傅您钱才对。” 第二天一进手术室，护士门捂着嘴哧哧地笑。 “笑什么？”他问。 “您的头！” 他照照镜子，往常那潇洒的“一边倒”不见了，换了个黑锅盖顶在脑壳上。这不是三十年前在山村读书时剃的“盖头”嘛。一位胆大的护士冒然说一句：“傻小子似的”。笑声在手术室荡漾开来。 从那以后，再去理发店，小伙子腰上挎着剪子、梳子等工具，开始独立上岗了。每每见他来，总要额外地端给他一杯茶。双眼流露着感激的光波。现在想起来自己这举动，不能不说是受到老团长的感染。 “您不收，全家人都不安的。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王艳在社会上走南闯北，送钱不收这事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哪怕摆摆样子，也足以令她感动得怦然心动。而张主任的神情不象是摆样子，而是坚决得不容置疑。 “我要收了。你心安了，我面对老团长，就不安了。”张主任知道不和盘托出，这红包她们还会坚定不移地送下去。“你知道，老团长是我第一个手术的病人！” “是！我爸常念叨，是您果断手术，不然血流过多，他早就没命了。是您救了老爷子一命呀！” “那是老团长的说法。小小的取弹片的手术，不需要开那么大的口子。你看看那难看的刀口，伴随着老团长三十多年呀！现在我成了所谓的专家了，有了熟练的技术了。难道就不该给老团长做一次成功的手术吗！你要给我钱，我收了。那我就变成无情无义之人了。” 张主任一口气把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很憨很傻。但说出来痛快。他声音哽咽，眼睛发酸。 王艳站在那，攥着装钱的信封，望着肩扛少将军衔的医生，喃喃说：“你要是不收，我爸爸上手术台会担心……” 张主任傻呆呆地戳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好！好！我收下，你可以走了。” 手术非常成功，父亲第二天早晨醒了，还喝了一杯牛奶，冲着女儿和查房的张主任笑了。 这天父亲躺在床上，冲刚进门的女儿王艳说：“张主任刚刚看完我的病，还给我送来了一篮水果，我这心里怪过意不去的。” 女儿贴到父亲耳边低声说：“咱也对他不薄，我给了他二千欧。” 父亲蔫了许久许久，蓦然冒出一句：“王八球！”也不知道他在骂谁？只有王艳了解父亲，走上前，手指轻轻戳着父亲的脑壳说：“烧高香吧！张主任那样的大专家，你给一万欧元也不见得给你做。要做的人排着长队，瞪大眼睛盼着呢！” 父亲不笑，不语，一连几天像有了不悦的心事，沉着脸一声不吭，大家在他面前谨小慎微，怕哪句话说的不妥，惹恼了老人家。 上午王艳出去办事，下午一进病房，见老爷子不再浓眉紧锁，而是抿着嘴笑。问他有啥高兴的事，他说：“这钱不白花。有钱能买鬼推磨呀！” 原来张主任进病房询问病情，几天来，老爷子躺在床上，不走动，始终没大便。张主任说：“这可不行。新陈代谢，这是客观规律。”不一会儿，护士长拿来个大瓶开塞露，顺手给了护工。护工拿着开塞露迟迟不肯上前，不停的小声叨咕：“这一般是家属做的事……” 张主任拿过开塞露说：“老团长，我给您做。” 老爷子胀红着脸说：“这种事哪能让你干。不可！不可！” 张主任问：“我要是您儿子，您让不让做？” “那让……可你……” “你就当我是您儿子，”说完蹲下身，把病号服的裤子往下一扒。老爷子还想反抗，可是护士长和护工上前按住了他，使他动弹不得。他忽然想起了二千欧元，也就不再挣扎了，坦然接受了。二千欧呢！折算人民币快二万元呢！能买多少东西呀！ 女儿听完眼泪流出来了。这让老父亲紧张起来：“怎么，我哪里说错了？”王艳扭头出了病房，他要见张主任，当面说声谢谢。 今天老爷子出院了，张主任领着医护人员为他送行。送到电梯间，主任说：“我就送到这里吧，让护士长替我把您送到车上。” 从住院大楼出来，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王艳把轿车开到父亲旁边，下了车，想和护士长寒暄话别。 这时护士长拿出让王艳熟悉的信封，是那个装有二千欧元的鼓鼓囊囊的信封说：“主任让我转告您，他的技术是无数像老团长那样的病人用鲜血和痛苦换来的，这钱他不能收。”说完，把信封放在王艳手心里，向住院处旋转大门跑去。飘逸的裙子衬着她那秀美的身材，使人联想起白衣仙女。 王艳把信封放在胸口，一霎那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大楼三层的一角窗户打开了，是王主任。他微笑着冲王艳和老团长招手话别。 那微笑在阳光下是那样灿烂。 王艳冲着那扇窗鞠了一次躬,再鞠一次躬,再鞠一次躬.那是标准的九十度大躬。鞠完躬脸上的泪水已经稀里哗啦了。 老团长挺直身躯，冲着王主任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自退休以来，他再没敬过军礼，今天行起军礼来，精神格外抖擞，完全不像刚刚做过大手术的病人，只是那多皱的眼角下，两滴浑浊的泪水，在阳光映照下闪烁着金光。 过往的行人纷纷用怪异的眼神望着父女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天空更加晴朗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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