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丛书（6册）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总序推荐，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等集体呼应，集合了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这六位作者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视野丛书高度浓缩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视野丛书文字可读性强，面向普通读者，让他们得以循着文化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

    李陀从80年代至今，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变迁的深度参与者。本书收入其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不同阶段的评论文章，从中清晰可见一条中国当代文化流变的线索。作为对文化与时代的思考成果的记录，作者的观察与批评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功力，其中有许多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犀利意见。

    由于知识分子曾在各种“运动”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被改造、被“整”的地位，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在种种政治压力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言说不仅经常被限制甚至被压迫，而且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一个个都成了被动的、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那是一段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使这一印象不断得到印证的事实是：许多“受难”的故事，都是有亲身经历的知识分子自己讲出来的。于是，它们就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

    然而，这样一个“受难史”是可以质疑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受难史的叙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考虑到一切“历史事实”都是某种叙事，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作为一种话语生产出来的，则“历史事实”并不如通常人们想得那么重要。我以为更有意思的倒是：关于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能否讲出另外一个故事？特别是：考虑到压迫/ 反抗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常常为历史写作所特别爱好，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模式，我们可不可以将这把叙事的剪刀——这把剪刀常常把“历史”修剪得整整齐齐——扔掉，讲一个复杂一点的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能否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回顾历史时，还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场和态度？等等。这些都值得尝试。

    我想对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说做分析来进行这个尝试。

一

    丁玲的小说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还不成熟、正在蹒跚学步的典型表现（这种学步是在发生着巨大社会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充满了种种干扰和艰险）。然而，除了很少数的研究者对她的小说“缺乏多样化和复杂性”有所批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都对丁玲的作品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来和1985 年之后出现的任何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略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浅陋和粗糙。应该公正地说，这种在小说叙事技艺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够，而更多是时代的局限。只要想一想，那时候距新文学革命的发动才二十余年，我们也就不能对那个时代的写作过于苛求。何况，其间前后还毕竟出现了鲁迅、萧红等几个大手笔，他/ 她们写作上的早熟，大约是永远不能清楚解释的奇迹。不过以上的这些看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丁玲小说的评价，涉及如何看待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问题。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丁玲小说的高低优劣，也并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而已。

    丢开丁玲小说的艺术成就不予理会，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单纯地把丁玲当作一个文学话语的生产者来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还曾几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因此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她同时还获得一种有官方权威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这样看丁玲，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一系列问题：丁玲的写作在革命时期的话语生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一个多次受到压制和迫害、经历了多年苦难的作家，其作品和言论在话语层面上和主流话语的关系又如何？如果我们用毛文体这个概念来表述以毛泽东为象征的那一段革命时期的主流话语，则还可以问：丁玲在创作中怎样处理她的写作与毛文体之间的关系？她是否进入了毛文体所规定的话语秩序？在进入过程中有过反抗吗？进入后有过动摇吗？*后，多年的压迫和磨难是否使她对毛文体有了新的态度？是否有了走出毛文体来言说和行动的要求？

    由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受难”的说法相当普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丁玲受难的历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个代表，对她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也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实我们对于丁玲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向绝大多数在革命的旗帜下生活过、写作过的知识分子提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作为某种学术来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用这些问题或类似的方式向自己追问，并且做出老老实实的回答。然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巧妙地回避了这些问题—除了种种复杂的历史机遇之外，被称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说革命家史”；“浩劫”使人人敢于指责毛泽东，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因而“浩劫”也就提供了“向前看”（今天真正变成了“向钱看”）的语言，人人都免于向后看去追究自己的过去。

    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或许我们不该过于苛刻。

二

    1981 年9 月，大难不死的丁玲，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到美国访问。不难想象，人们在接待这位来访者时是多么好奇。其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解体，冷战的格局依然严重地制约着西方人的头脑和语言。何况丁玲又是那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儿”、二三十年代交替时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鲁迅所称赞的“**的无产阶级作家”、 延安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差点和彭德怀将军结婚的革命女性、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后—作为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难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终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特别是丁玲*后这一段受苦受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发被冷战意识形态冻结在压迫/ 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国各地热烈欢迎丁玲的人当中，期待从她那里听到新的叛逆语言的人自然为数不少，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政治立场、心理动机或许全然不同。然而丁玲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丁玲在一篇名为《养鸡与养狗》的访美散记中，记叙了这样一次经历：在一个聚会上，丁玲被问到是否在北大荒养过鸡，她不仅回答确实养过鸡，而且还说：“养鸡也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这样的回答，当然远远违背了问者的期待，以至于竟有人当场十分不礼貌地质问丁玲：“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这样的对话自然不会愉快，当几位太太先生喋喋不休地大谈养狗经的时候，丁玲干脆躲到洗手间里去了。

    丁玲描写的这次交谈的障碍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丁玲的“养鸡有趣”论，为什么使问者那样恼怒？恐怕并不是由于他们具有多少正义感，从而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码这不是主要的。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回答无意中对问者确信不疑的压迫/ 反抗模式实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打击使人惶惑。其实不奇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们，已经如此习惯这个模式，以至于一涉及苏联、东欧、中国，问题马上就是：有什么压迫？有什么反抗？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战为基础所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为此，他们很难明白，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去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难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当然，我如此说并不是要申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压迫，也根本没有反抗。问题是只压迫和反抗着眼并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问题。丁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丁玲于1978 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时已七十四岁；1979 年恢复党籍，并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副主席；1980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改正“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两个错案，彻底给予平反。这一连串的改正和平反，整整历经三年。这三年中丁玲虽然已近八旬，却十分活跃，除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和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还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多次的讲演。在这些写作和言说活动里，丁玲表现得相当热情、直率，喜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常常直言不讳。人们从她的这些作为里，依稀还能见到年轻时代丁玲的影子。但是，对这时期丁玲的文章言论略做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更不必提异端邪说或不同政见。以压迫/ 反抗模式来度量，一个有受压二十多年的苦难史的作家，似乎应该以某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反抗，或者说她的抗议。退一步说，即使作家不提出正面的抗议，她至少也要认真、严肃地回答如下的问题：二十多年的苦难究竟使她有了哪些思考？她怎样解释自己所受的冤屈？特别是，受冤屈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与她共命运，她又该对此做什么样的申明？她是否意识到这些事的严重性，以至于她应该对她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诸如此类。但是，检索丁玲在这几年中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言论，例如《 讲一点心里话》《我这二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谈谈文艺创作》《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文艺创作的准备》，我们不仅会感到失望，而且还感到难堪。因为这些言论不过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时髦的套话，而且丁玲对它们运用自如。

    1980 年6 月，丁玲应邀在文化部文学讲习所做了一次报告，后来这讲话又在9 月6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12 在这篇报告里，丁玲提出了一个人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人家问我，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对这样一个问题，丁玲当然应该有许多话要说，而且问者当然要期待这些话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难才能磨炼出来的智慧。

    然而丁玲的回答是：“我可以说一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因为我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坚信经历了半个世纪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健康可靠的”，“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走到哪里都是热烘烘的”等等。作为一个具有“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戴了帽子，但骨子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这样坚定信念的党员作家，丁玲当然有权在其言说中郑重宣布自己的立场，即使这种宣布是些套话。但是，对于诸如“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作家，哪怕是党员作家，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话去搪塞的。

    这一点，丁玲感觉到了，所以她又激动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就犹豫过，我要不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七十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浑浑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自私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丁玲的话是真心话，但是她的心里话却叫人失望，因为它不过是“反封建”：“从1919 年，我十五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六十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

    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应该承认，如果从政治层面评价丁玲的“反封建”言论，言者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这与当时的正统观念不很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问题，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持“反封建”意见者虽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党员中有相当普遍的支持，但从来没有占上风。

    不过，从话语层面看，丁玲的这些言说及其勇气的意义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政治斗争中对立的双方，并不一定在话语层面上对立，相反，斗争的双方更多是分享同一种话语。不仅是“反封建”云云，仔细查看丁玲被“解放”后的所有言说，其实从来没有超出过毛泽东的词语系统，包括这些言说中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式，也都没有超出毛泽东所规定的文风。简言之，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其实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总之，受了二十多年苦难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反抗”。相反，在1983 年开始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丁玲是极力主张清除‘精神污染’的作家之一，而且是这一派作家的精神领袖。于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轻而易举地又得到了一顶‘左派’的桂冠”。

    丁玲这个现象不那么简单。

李陀

李陀，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达斡尔族，中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  

(责任编辑：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