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理念与情感为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 Of 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纯感性的散文可成为美文，除了文体有别外，简直就是诗了。留朝的文章，尤其是江淹的(恨赋》、《别赋》之类，正是纯感性的美文。但是中国文化毕竟悠久，就连这样的美文也不脱历史的背景。若求其更纯，或可向小品之中去寻找。齐梁间文人的小简，在清丽的对仗之下，每有此种短篇佳制．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便是美丽的样品：

    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襄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三旬沸海，团扇可捐。

    寥寥三十五字，焦点只集中在一个感性上：收到的桃枝簟与象牙簟触肌生凉，虽在三伏盛暑，亦无须敷粉挥扇。相对于这种纯感性的散文，韩愈的不少议论文章，例如《原道》、《原毁》、《师说》、《讳辩，，讨论的都是抽象的理念，可谓之纯知性的散文。不过，正如法国作家毕丰所言：“风格即人格。”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

    散文常有议论文、描写文、叙事文、抒情文之分，准此，则其第一类应是知性散文，其余似乎就是感性散文了。其实，如此分类，不过便于讨论而已。究其真相，往往发现散文的名作，在这些功用之间，只是有所偏重，而非断然可分。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也因此，知性散文之中，往往有出色的感性片段，反之，在感性散文里，也每有知性的片段令人难忘．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本质当然是知性的，可是读者印象最深的，却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后的一段。那一段究竟算是知性还是感性，固难断盲，可是到了篇末这几句，高潮涌 起，感慨多于析理，则显然是感性的：

    古人*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则慑q'01．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同样地，《丘迟与陈伯之书)对于叛将晓之以义，动之以情，戒之以史，大致上是一篇知性文章，但其传世之句，却是“幕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富感性的这一段。反之，《前赤壁赋》原为感性抒情之作，但是苏子答客的一段，就地取材，因景立论，而以水月为喻，却转成知性的高潮。“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知性的哲理乃成为感性美文的脊椎，支撑起全篇的高超洒脱。同理，《阿房宫赋，是一篇华丽的辞赋，前三段恣意铺张，十足成了描写文。但从第四段的“嗟乎”起，虽仍维持写景的捧比句法，却渐从感性摆渡到知性。到了末段，正式进入知性的高潮：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叹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议论一波三折鞭辟入里，顿挫之中，势如破竹，层层相推，乃逼出最后的结论。逻辑饱满的张力，一路推向结论的高潮，其为美感，绝不逊于写景鲜活、叙事生动、抒情淋漓尽致的感性高潮。何以知性的议论也会产生美感呢?那是因为条理分明加上节奏流畅，乃能一气呵成，略无滞得。理智的满足配合生理的快感，乃生协调和谐之美。就文论文，不难发现《阿房宫赋)末段的句法，不但语多重叠，而且句多类似，一路读来，节奏自多呼应，转折之处更多用“而”字来调节，尤觉灵敏。这么安排句法，语言本身就已形成一种感性系统了．

    准此，则把散文分成知性与感性，往往失之武断，并无太大意义．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文章常有硬性、软性之说；有杆无旗，便失之硬性；有旗无杆，又失之软性。又像是水果，要是 一味甜腻，便属软性，而纯然苦涩呢，便属硬性．最耐品味的水果，恐怕还是甜中带酸，像葡萄柚那样吧。

    所以太硬的散文，若是急于载道说教，或是矜博炫学，读来便索然无趣。另一方面，太软的散文，不是一味抒情，便是只解滥感，也令人厌烦。老实说，不少所谓的“散文诗’过份追求感性，沉溺于甜腻的或是凄美的诗情画意，正是此种软性散文。其实，不论所谓“散文诗”或是所谓“美文”，若是一味纯情，只求唯美，其结果只怕会美到“媚而无骨”，终非散文之大道。有一本散文集，以纯抒情为标榜，序言便说：“纯抒情散文是梦，是星空烟雨，是三月的柔思，是十月的秋云。”这几句话，尤其是“星空烟雨”一句，是否妥当，姑且不论，但是这样的风格论，要把散文等同于诗，而且是非常狭窄的一种抒情诗，恐怕也非散文之福。

    要求作家下笔就得“载道”，不是自己的道，而是当道的道，固然是太：硬’了。反之，怂恿作家笔端常带“纯情”，到了脱离言志之境，又未免太“软”了．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有兼磁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唐宋号称八大文家，而后世尤崇韩、柳、欧、苏。其中道理，当有专家深入分析。若以知、感兼擅为多才的标准，来权衡八大，则苏洵与曾巩质胜于文，几无美文可言。苏辙最敬爱兄长，也确有几篇传世的感性美文，亦能诗，堪称多才。剩下一个王安石，能文之外，兼擅诗词，当然称得上多才。不过就文论文，他笔下的感性固然胜于老苏与曾巩，但比之四大，却也较为质胜于文。拿《游褒禅山记》跟《石钟山记》来比，两篇都是游记，也都借题发挥，议论纵横而达于结论。然而借以发挥的那个“题”本身，亦即游山的感性部份，则苏轼的文章感性强烈，如临其境，显得后文的议论真是有感而发，王安石的文章却感性平淡，未能深入其境，乃显得后文的议论滔滔有点无端而发。总而言之，苏文的感性与知性融洽，相得益彰，王文的感性嫌弱，衬不起知性。

    因此我不禁要说，同样是散文家，甚至散文大家，也有专才与通才之分。专才或偏于知性，或偏于感性，唯有通才始能兼擅。以此来衡量才之宽窄，不失为一种可*的标准。例如苏轼，在论人的文章里，其知性与抒情的成份尚有浓淡之分：《晁错论》几乎不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则抒情成份一篇浓于一篇．《方山于传9又别开生面，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至于(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五记，却又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其间情、理的成份虽各不同，但感性与知性的交织则一。更多姿的该是赤壁二赋，两篇都是抒情文，但是前赋在饱满的抒情之中，借水月之喻来说理，兼有知性，后赋却纵情于叙事与写景，纯是感性。苏轼兼为诗宗词豪，姑且不论，即以散文一道而言，其才之宽，亦不愧“苏海”。

    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一直是文坛主力虽然不如诗歌与小说那么勇于试验而变化多端，却也不像这两种文体那么历经欧风美雨而迷惑于各种主义、各种派别。散文的发展最为稳健，水准最为整齐，而评价也较有共识。在所有文体之中，散文受外来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原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力所在，并且有哲人与史家推波助澜，而在西方，尤其是到了现代，它更是弱势文体，不但作家逐渐凋零，连评家也不很重视。和诗、小说、戏剧等文体枢比，散文的技巧似乎单纯多了，所以更要*文字本身，也更易看出“风格即人格”。

    新散文中当然也有知性与感性的对比。如果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等等人文学科的学者，甚至报刊的主笔、专栏作家等等，笔下兼具文采，则其文章应该算是广义的知性散文，而且当然言之有物。可惜一般文艺青年所见太浅，品味又狭，不免耽于感性，误会软性的散文才是正宗的散文。其实文学评论如果写出了文采，塑造了风格，像《文心雕 龙》、《人间词话》那样，其本身也可以当作品来观赏。我在高中时代，苦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不太能够领会，嫌其文体有点不新不旧，不文不白。后来读到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便欣然有所会心。但是给我启发最大的，却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这两本文艺欣赏的入门书，流行于30、40年代，很少人把它当做知性散文来读。我这位高中生却一字不苟地读了好几遍，不但奉为入门指南，更当做文字流畅、单调圆融、比喻生动的散文来体会。

    俗语说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予”则竭力遮盖本色。

    朱光潜的文章，早在六十年前竟就写得如此清畅自然，颇为可贵。日后我自己写起知性散文来，不仅注意要言之有物，更知道要讲究节奏与布局。正是始于孟实先生的启蒙。

    至于感性的散文，当然应该求之于当行本色的散文家。许多人很自然就想到了徐志摩，想到他的诗情画意。徐志摩原是诗人，下笔自然富于诗情画意，以散文艺术观之，其胜正在抒情、写景，《我所知道的康桥》可以印证。此文颇长，共分四段。就首段的缘起，次段的说理看来，叙事平平，议论也欠警策，均非所长；一直要等到后两大段描写康桥景色，并引发所思所感，才能读到十足的美文。更长的一篇《巴黎的鳞爪》，缺乏知性来提纲挈领，失之芜杂，感性的段落固多佳句，但每逢说理，便显得不够透彻练达。 这是我读韩潮苏海时未有的缺憾。

    这种缺憾，见之于另一位诗人散文家的感性散文，情形恐怕更甚于徐志摩：那就是何其芳。其实，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写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数名气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却更早的一位作家——陆蠡。在抗战期间，他被日军逮捕，继而杀害，成为 早期新文学莫大的损伤。陆蠡的独创在于断然割舍冗文赘念，而全然投入一个单纯的情境，务求经营出饱满的美感。也许议论亦非他所长，但是他未曾‘添'足”，所以你也捉不到他的短处。例如《贝舟》一文，破空而来，戛然而止，中间的神秘之旅原来是一场白日梦。此文幻而似真，叙事、写景、笔法都飘逸清空，不像徐志摩那么刻意著墨，已经摆脱了写实的局限。《囚绿记》里，一个寂寞的人把窗外的常春藤牵进房来，做他的绿友，终于怜其日渐憔悴，又把这绿囚释回。不待细赏本文，仅看文题，已觉其别出心裁了。最出神入化的一篇《*》，只从一丝萦念的线头，竟抽出了一篇唯美而又多情的绝妙小品。且看下面所录怎样无端地破题，才一转瞬，方寸之间早巳开辟出如何的气象：

     曾有人惦记着远方的行客，痴情地凝望着城际的云霞。看它幻化为舟，为车，为骑，为舆，为桥梁，为栈道。为平原，为崇岭，为江河，为大海，为渡头，为关隘，为桃柳夹岸的御河，为辙迹纵横的古道，私心嘱咐着何处可以投宿，何处可以登游，何处不应久恋，何处宜于勾留，复指点着应如何迟行早宿，趋吉避凶。

    陆蠡不愧是散文家中的纯艺术家，但仅凭如此的美文，却不能充分满足我们对散文情理兼修，亦即文质彬彬的要求。于是我们便乞援于“学者的散文”。

    这名称有点望之俨然，令人却步，其实不必紧张。此地的学者当然不是食古不化、泥洋不通的学究学阀，而是含英咀华、出经入典、文化薰陶有素，却又不失天真、常保谐趣的从容心灵。这种心胸坦对大干，以万象为宾客，富于内者溢于外，写散文小品，不过是厚积的学力、活泼的想象、敏锐的观察，在沉静中的自然流露，真正是“风格即人格”，一点做不得假。不过学者所长往往正是所短，因为博极群籍之余，每一下笔，那些名句常会不招自来，如果才气不足以驱遣学问，就会被其所困，只能凑出一篇稳当然而平席之作。所以愈是学富，就更必须才高，始能写出真正的学者散文。

    学者的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的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如果文章的基调在感性，例如抒情、叙事或写景、状物，则其趣味偏于情趣：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属于此类。如果基调是在知性，在于反复说明一个观念，或是澄清一种价值，则不论比喻有多生动，其兴会当偏于理趣：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有不少小品属之。这里面的消长微妙交错，难以截然区分，但仍然可以感觉。《雅舍小品》的知性较少，而且罕见长篇大论。梁实秋来台后仍保存这种作风，例如：

    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

    这当然是一种情趣，因为蛙式游泳的妙喻是感性的。反之，下列这一段摘自钱钟书的《吃饭》，尽管也有妙喻，但由于旨在说明观念，其妙却在理趣；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不过，钱钟书毕竟是《围城》与《人兽鬼》的作者，除了王尔德式的理趣之外，当然也擅于感性的抒情，《一个偏见》的这一段足以证明；

    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禽声无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采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呜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乌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的向寂静来试锋口。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如邓约翰与马尔服，好用几何学的圆规、角度、线条等知性意象来比喻感性的爱情，中国作家却擅用感性的风景来象征文化与历史。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他在三峡的起点这么说：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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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答听众问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

(责任编辑：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