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服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精神

莫言说：大会规定的主题是谈诺贝尔文学奖，但我实在是很不想讲。以前别人问这个问题，我还愿意讲，但后来发现，接受采访时不管怎么说，报道出来后我都是要被骂的。鲁迅拒绝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觉得他很有傲气。反观自己，实在是缺少鲁迅这种精神。

诺奖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置身于聚光灯下，给了作家光鲜亮丽的形象，让他成为公众焦点的同时，也无形为作家持续性创作带来了隐形负担。莫言坦言自己经常陷入“身不由己”的境遇中。

每十个邀请

最多只能答应一个

莫言说：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高密老家去，坐在书桌前安静地创作。但又发现，现在高密老家也不安静。

有记者问：获得诺奖后，您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又出席凤凰卫视的华人盛典，频繁地参加这些活动对您有哪些影响？

莫言：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邀请，每十个邀请中最多只能答应一个，但仍然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直在不停地参加活动。我现在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媒体不要采访我，二是社会活动不要邀请我，让我安静地回到老家的书桌前。

拒绝到处摆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嘴脸

那么一个诺奖获得者究竟应该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创作与责任之间该如何权衡？

在莫言看来，得奖之后是否要改变自己一贯的行事作风也是个难题。“获奖后，也有亲戚让自己帮孩子找工作、买房子，还有一些人希望我用诺奖的身份发言，以改变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问题都是两难的选择”。

莫言说：如果我帮了一个人，就会挤掉其他人的机会。我当然可以发声，但是如果我处处摆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也会害臊。写作也是一种发声，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说两句话就能改变么？

一个诺奖获得者该不该承担比普通作家更多的责任？

莫言认为：从法理上讲，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改变公民身份，奖金也并非从纳税人那里来的，获奖者也就没有责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义务。当然，如果能够利用名声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当然也是好事。但是如果不愿意做，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进一步说：“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也算是一个人物了，应该把这种影响力转化一下，比如其他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尝试去呼吁。但这些不是作家的义务，也不是作家的责任。他可以选择做与不做。”莫言说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写作之外、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但都是默默地在底下做，而不是到处去讲。

莫言强调：“写作，不是为了百姓写作，而是作为百姓写作。”

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

莫言还强调：“我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是独来独往，只有独来独往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能创造出好的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

他说：“作家从来就不是别样的人，把作家的地位抬得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在中国，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有些作家转行做了监制、政治家，那也是一种选择。但这些都不是自己喜欢的，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兴趣。”

与诺奖结缘30载

谈起与诺贝尔文学奖结缘的过程，莫言说：1981年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书，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一些作品，使他最早了解诺奖。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提到莫言，觉得莫言是中国国内最有希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说：“谁一旦被称为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的苦日子就来了。他觉得自己不甘其扰。”他当初被提名时，很多很多人采访他，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报道。好像没有资格获得那个奖。当时觉得很累，很想回老家去躲一躲，后来发现老家也不安宁。

瑞典王后十几年前就成为“莫粉”

回忆在瑞典领奖的10来天，莫言说自己有很多被感动的细节。“不仅是文学院的18位评委阅读自己的作品，瑞典社会各阶层都关注。评判一个作家不仅仅是18个评委在评，瑞典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读提名作家们的作品，都比较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颁奖晚宴时瑞典王后亲口告诉莫言：“十几年前就开始看您的作品了，最早是法文版的。”这个皇后精通六国语言。

这次他没有核心观点，讲得很散。最后他的总结词是：大家不要去打扰他。接下来只有两个愿望：“希望大家不要再邀请我；不要再到我高密老家去，我将用新的作品回报大家。”他讲得非常实在，很可爱的人。对他的直接观感是：讲实的，不讲虚的。

　　（驻京记者柯立 通讯员尤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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