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个拧巴的社会里，人们必定是拧巴的，人与人之间的事也必定是拧巴的。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不合情的，但是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展开，你又会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一分钟说二十年
 

《我不是潘金莲》书封

“宋朝有个女子叫潘金莲，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潘金莲的丈夫叫武大，武大有个弟弟叫武松，在景阳冈打过虎。县城有个开生药铺的叫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把武大给毒死了。武松知道后，把潘金莲和西门庆给杀了。自宋朝到如今，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潘金莲。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李雪莲，李雪莲的丈夫说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对所有人说：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用一分钟平静地讲完了这个横亘了二十年的故事。

雨中青山，江上渔船，天空白鹭，两岸绿树，色泽鲜明却又柔和，气氛宁静却有生机。李雪莲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斜风细雨，再配上古风锣鼓的音乐，既有山间的空灵澄澈，又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故事却在这圆形画幅的写意山水画之间陡然变了风格。

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想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于是从状告自己的前夫开始走上了告状的长征路。她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告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反而在阴差阳错间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搞了个人仰马翻。以至于每到“两会”时，各级办事机构都会“英明神武、当机立断、坚决果敢”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之围追堵截。终于，他的前夫秦玉河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所有人竟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李雪莲坚持了20年的告状最终告无可告了。

“而今已成昨日事，花如她她似花。”李雪莲站在镜头前的沧桑意犹未尽，表情复杂却又平静，眉宇间流露出的是命运幽暗之火的幽暗相间，却隔着你我的汪洋，不可言说，但她的故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而因李雪莲告状被罢官的老史，在李雪莲开的小饭馆里，伴随着一碗热腾腾的牛骨面，把沉积在心底的事情缘由和盘托出。这故事氤氲在骨肉的香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个性“拧巴”的李雪莲

《我不是潘金莲》范冰冰剧照

李雪莲是一个“拧巴”的角色。她是万千平凡妇女中的一个，却因为告状而变得特殊；她既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顺乖巧，骨子里却深沁着一股执拗劲儿；她既有一种少女般的单纯视角，又在经历过世事打磨之后变得复杂；她既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在矛盾和挣扎中，不止一次地动摇过上访的信念。

李雪莲家的牛临死前，她对牛讲述了多年来的痛楚，牛似乎很通人性，眼里饱含泪水。这让李雪莲多年的郁闷得以释怀，决定不再告状。但李雪莲对别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没人相信她，这重新激化了她的偏执。

就在李雪莲准备告状的时候，赵大头推心置腹地与之规划未来的美好蓝图。李雪莲被久违的爱融化了，她再次打消了告状的念头，决定好好过日子。不巧的是李雪莲偶然间听到赵大头劝说竟然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调动工作。在一个农村妇女的眼界里，她要的公道只是有人相信她陈述的事实。二十年前她原本期待着前夫的一句“相信”，却无故变成潘金莲。二十年间，从庭长到院长到市长，人人都把她当做麻烦，从没人相信过她的一句话。信任的崩塌犹如晴天霹雳般把她逼到了不得不告的绝路。

可悲的是，李雪莲最终还是落得个告无可告的境地。

生活就是如此，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会淹没在随之而来的柴米油盐中。你我在这生活中，也有一面如李雪莲这般执着，也有一面如老史这般泰然处之。执着可能坚持不了一辈子，释怀也不是时刻能做到，于是在这反反复复的“拧巴”之中，茫然地蹉跎过去。在转瞬即逝的岁月中，我们周而复始地循环，却无时无刻不走在生命之圆的路上。

李雪莲的告状史只是小说的序言

在原著中，作者用了267页铺陈李雪莲的上访史，但这267页只是整本小说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页，三四千字。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曾这样评价《我不是潘金莲》一书：“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笔者注：鲁奖主要奖励中短篇小说），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

“序言”和“正文”并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单独拿出来都能自成一体，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上访”。“序言”中李雪莲偏执上访，企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却不了了之；“正文”中老史上访却是为了搞到车票回家打牌。二者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老史的圆滑也让他在这个国度的生存更加容易。

正如冯小刚导演在前几日出席清华大学的一次活动中所说：“李雪莲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中国是几千年的人情社会，讲究遇事找父母官，现在提倡法制社会，过渡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人的思维里的错乱。”

我们又不能说法官、县长、市长都是恶人。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告状对自己仕途的影响，却没有一个人站在李雪莲的立场揣摩思量。在李雪莲看来，这种态度就是“贪赃枉法”，她必须要讨一个说法。于是她一层层告状，告到人民大会堂，告倒这些让她有苦难言，有理讲不清的人。

不仅仅是民与官之间存在矛盾，官与官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沟通的难易，不在官阶大小，皆因你听他讲，心中想的却离不开一个“我”字，凡事自利当头，对别人的话误判、错判，就在所难免。

其实，法制的最高境界不是无情，而是情与法的完美结合，从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到现在“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法律无一不承载着立法者的情感和人性的温暖。“人有情法亦有情”，将情与法的完美结合在一起，在执法者中能够让大众感受到更多正能量，这无论对社会法治建设，还是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是有助力作用的。

刘震云要把拧巴的理儿再拧巴过来

刘震云

刘震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他和“拧巴”的关系：“我肯定觉得这个世界拧巴了，但是，当世界把我拧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想试图通过写作，把拧巴的理儿再拧巴过来。至于我拧巴回来的是不是另一种拧巴，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此外，在刘震云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现“拧巴”。 比如《手机》，“严守一一开始担心费墨放不下大学（教授）的架子，大学和电视台，正像费墨说过的那样，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同样的话，两种不同的说法，担心费墨给弄拧巴了，没想到费墨能上能下，进得厅堂，也下得厨房，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

“拧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又很难定义它的性质。我们既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错；既不能说它善，也不能说它恶；既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我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是拧巴的，她拧巴在双重性格之间，拧巴在告与不告的矛盾之间。

在一个拧巴的社会里，人们必定是拧巴的，人与人之间的事也必定是拧巴的。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不合情的，但是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展开，你又会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拧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一种永无止境的心灵扭曲过程。

《我不是潘金莲》概念海报

刘震云用一种轻快的笔调将李雪莲告状的故事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从一开始李雪莲不被理睬，到后来各级官员围绕李雪莲开展工作，幽默中又充满太多无奈与悲哀。这正应了刘震云的一句话：“大的幽默并不产生于喜剧，而产生于悲剧。”其实，现实生活可能和李雪莲告状一样荒诞、悲喜交集，而悲多于喜的常态又强化着喜的浓烈，所以李雪莲最后寻死时才会被桃园看守逗乐。刘震云显然深谙此理，才能在拧巴的方与圆之间做出取舍，为读者从苦难中发觉那一丝喜悦。（文/杨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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