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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况的“古典”
张未民 著名诗人张况主要写两类诗。一为爱情诗，一为古典诗，而以后者最有特点，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成为诗人创作风格的重要标牌，有评论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诗歌”，想来也是很有理由的。 张况的“古典”，当然不是写古体格律诗的那种，他写的是完完全全的现代白话，自由体诗。而他的“古典”也不“主义”，不过是以中国“古典”为诗写对象，是题材意义上的，当然也就不免涉及诗人面对“古典”的态度和意义追求，有“古意”，却又化成现代的理解，进入而又返回，究其实质，立场还是“现代”的，而不是主张回到古典去，不是以张扬古典精神为职志，当然更不是美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上的“古典主义”了。古人、古事、古意、古风在他的诗中是一定要有的，要不怎能称“古典”？诗写“古典”由于题材对象可能给他的风格带来一些特征，但也这完全是在“现代诗”内部与其它风格的诗风相比照而言的，没有“主义”那样严重。如若说到“主义”，张况的“古典”倒是“很现代”的，甚至他的这个“很”是超出了“现代”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代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摈弃、反对古典，它认定“古典”已作古。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对立构成了现代诗安身立命的原初动机。而张况对“古典”的亲近和倾注心力的诗写，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古典情怀”，充满了对古典的理解和对话精神，他当然不是站在古典立场上的，而是站在现代性一边；但他又不是完全的批判和对立的，而是融通的、智慧的处理“古典”，当扬则扬当抑则抑，当羡则羡当厌则厌，展开了宽阔的视野和博雅的情怀。因此若对这种时新的现代理性给一个定位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张况的“古典”，应该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下的诗歌写作。在这片视野下，“古典”还活着，它尤其可以在类似张况的诗歌中得以复活。 由这样的背景和定位，张况的诗写“古典”，便可见到两种类型的诗，也由此体现出他个人的两个特点。一类是诗写“古典”历史，我们读到了像《鸿门宴》、《楚汉战争始末》，以及长诗《诗意三国》等，诗写的主旨在于用诗化的方式重新叙述历史、激活历史，呈现出一个诗意下的历史情态，可以看出作者是有着很大的企图心的。而我惊讶的是在作者的诗笔下，历史也仿佛不再沉重，金戈铁马也已无限轻盈，所有的铿锵所有的庄严都轻灵了很多，被流畅的诗意幻化为一幅灵动有致的长卷。“在楚河汉界上升起看不见的狼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酒杯围成的战场上/被演绎得/出神入化”，就这样，诗写下的轻化历史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再有一类是诗接“古典”生活，我们读到了为数众多的以古典人物或古典事物为对象的诗化剪影，像《周敦颐或北宋的一朵莲花》、《人间悲悯萦绕着张养浩》、《李商隐是一首无题诗》、《唐朝的月亮》、《清明上河图写意》，光看这些标题，有人物，有物象，有情节，有去处，有写意，这里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对生活意趣和生活细节的迷恋，是生活方式的被复活，被接通。面对古典与现代的意识形态阻隔，只有“生活”能使古今同心，只有“生活”之树常青。“唐朝的月亮/注定是诗人们眼中最瘦最瘦的/一枚忧伤”，我们不能说这写的是“精神”，却的确可说是一种生活及其忧伤。生活化的写意古典，是这一类诗作的品质。 在当代文坛生活中，张况的“古典”诗写中也许是曾有一个余秋雨的影子的。但余秋雨的90年代的“人文精神”时代已经过去，张况的“古典”不再貌似庄严，不再充满凌空凝眉式的思索，他在后现代状态下接通并亲近古典生活，让“古典”成为当代生活性的一种优雅的诗化元素，在诗中使古今的生活一体化而让我们与“古典”同在共存。这种与古典和祖先共存的理想需要他穿越时空，而穿越的理想就是超越“穿越”，就是基于对现代性阻隔的不满。 （张未民，著名评论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文艺争鸣》原主编。）
(责任编辑：刘雅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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