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名录：马启代篇

作者：王法

“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诗人马启代

一、“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诗人马启代

马启代：1966年生，祖籍山东东平，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现为中国诗歌在线总编辑，“长河文丛”、《山东诗人》《长河》主编。1985年11月开始发表作品，创办过《东岳诗报》等民刊，出版过《太阳泪》、《杂色黄昏》等诗文集22部，作品入编《中国新诗“新来者”诗选》等各类选本200余部，获得过山东首届刘勰文艺评论专著奖、第三届当代诗歌创作奖、2016首届亚洲诗人奖（韩国）、第四届滴撒诗歌奖、第二届中国佛山长诗奖、第六届人人文学奖主奖等，入编《山东文学通史》。

马启代先生是我认识多年的良师益友。与启代先生结识于中国诗歌流派网。在中国好诗榜赤峰终审评议会上，第一次相见。启代先生为人谦恭，朴实、平易、可亲。然而他的诗歌却锐利无比。启代先生是“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诗人。“以“新汉诗十九首”的系列写作试图接续古老的文化荣光，又以“繁复美学”的叛逆实践妄想给僵化的传统注入鲜活血脉。矛盾体。悲观主义代言人。”诗作：《在峭壁》的最后三行——自我解读：“一是“再黑的夜也无法抹杀我”，因为“——客居人间的我／借着黑，在一遍遍发红”；二是“我存在，就是让夜不安”，因为我会秉承“良知”的底线，不断指证太阳下的阴影；三是“我走后，我的影子将与天地共存”，因为托体山阿，灵魂在风中、名字写在水上。”其言凿凿入耳，其骨铮铮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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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右）与徐敬亚（中）叶文福（左）在安徽

二、相关评价：

马启代先生的诗歌有骨头、有热血、有海啸、有山呼......（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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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先生的诗歌无须评价——任何授奖词在先生的诗歌面前都是苍白的......无论是国际的、国内的，还是流派的。（法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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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先生的诗歌读起来痛快，就像用炸药劈裂岩石、用利斧劈砍木材、用拳头痛击沙袋......（王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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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老师的诗歌我读的不多，还不到1千首......（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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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先生的诗歌，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高山的瀑布，是峡谷的溪流......（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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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老师的诗歌，任何人都能读懂——只要你想读懂。（王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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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启代先生的诗

藕

每一个骨节

都被暗箭射成了蜂窝

利刃再度砍来

终无一声叹息

满满一个胸腔

都是大睁的眼睛

血流干

就是瞄准了的枪口

1989年7月

写给我儿康康

一个普通的冬日

在北温带。一个并不富强的国度

康康

你降生在一个诗人家庭

父亲给予你的空间被书切割

我的爱都排成铅字四处游荡

康康

书架上满满站着父亲的肋骨

赤裸裸来去是生命的本质

一出生你与我便产生了共鸣

儿啊

你每一个皱褶都那么自然

不像我，被阳光揉疼的纹路

一直爬进了心脏

诗是无法卖的

还有灵魂

父亲的良知扎入黄土深层

翻开看

满是地球的血肉

康康，你三百日的苦痛

也许无人知晓

泪都换了奶乳吸吮

这壮举

竟让我感动得热泪双流

儿子就是父亲的脊骨

凌然横亘于世

铮铮作响

有那么多先辈趟成的中国山系

儿啊，面对专制与贫穷

你不必害怕

你所属的种族站在世界屋脊

爱与恨都有亿万吨重

除非世间停止运动

该负的重量你必须承担

儿啊，清洗你的每一块尿布

我像对待每一个诗句一样认真

我知道

再一个冬天你就长大了

面对纷沉的世界

要敢于去踏平这沟沟坎坎

1992年1月8日

羊的独白

——兼答公刘先生《羊年问答》

给我张狼皮吧?

让我披上?

不然?

我无异于活在屠宰场?

披上这张皮就安全多啦?

除了极少几个猎手?

周围不是恭顺的姐妹?

就是兄弟般的狼

阿红、张同吾、马启代在青州

我可以负责地说，我给这个时代预备了一副上好的棺材

——我不是掘墓人，掘墓人是他们自己

我只是个手艺人

写诗，像一个石匠、铁匠、木匠，因为做得仔细

被称作艺术家

——但我不是掘墓人，掘墓人是他们自己

我只是按自己的套路

使用錾子、锤子、锛子、在石头上放炮

给铁淬火、让木头说话

——可我的确不是掘墓人，看着日渐长大的墓坑

竟有了劳动的压力

这些年，我好不吝啬自己的力气

刨、斫、锯、雕、磨、凿、钻、锥、镏、铆

——我没有偷懒。顺从民心，沿着天意画下的墨线

用足汉字的钉子、斧子、钳子、刨子

我可以负责地说

我给这个时代预备了一副上好的棺材

蚯蚓，是地下诗人

——蚯蚓，是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

唱歌，但像元曲或宋词

它让土地穿越身体，如诗人让黑暗穿越灵魂

……所谓精耕细作就是从泥土里打磨词语

它不以柔克刚，只以小搏大

为了躲开人类的挖掘，那些血腥十足的铁爪

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

马启代、食指在北京

写给亨利希·曼

我没有停下脚步，不会后转，拒绝身后有毒的鲜花

这支笔，靠良知扶着，不会低头

亨利希·曼，我精神上的导师，一位异国的兄弟

一位把赞美、怀疑和批判完美统一的战士

一位被深爱的祖国驱逐的人

1929、1989、2049，你目光如炬，在黑暗中发亮

他们害怕的文字，把历史咯痛

为此，我不能放弃

一切，多年前已经开始。面对失语、献媚和出卖

我不再需要请愿，每一次呼吸都是警告

满纸的汉字，都睁着眼睛

——想到你，那些假借人民名义的公告多么可耻

那些外表光艳的奖项多么可笑

那些帮闲者多么可悲

亨利希·曼，我的兄弟，此季的风里打满了钉子

我是一股野火，不但向上，而且向前

马启代（左）南鸥（右）陶兴明（中）在贵州

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

天空是谁的广场？那些乌云暴雨

是否已经被统统招安？

闪电，雷鸣是否早已妥协？或

已秘密达成了和解？

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

鸟儿吃什么？

天空是谁的广场？失去地面的人

怎忍看到天堂也挤满了犬儒？

闪电，雷鸣真的已经妥协？不然

为何悲歌都给唱成了颂歌？

天空，光没有了，蓝也没有了

人们仰望什么？

献 诗

有些是无法忘记的。比如：枉死的斗士

饿死的草民，冤死的思想者

——大地收容着这一切

有些是无法原谅的。比如：对誓言的背叛

对宣言的颠覆，对诺言的玷污

——天空注视着这一切

有些是无法忍受的。比如：对真相的伪饰

对真知的戕杀，对真理的绑架

——“人民”明白了这一切

我所有的赞美都在这里。母亲啊

一句真话，抵得上几十年的谎言吗？

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

敲打键盘，像弹奏别人的乐谱，总觉得肤浅

一再修葺文字

像暴君杀戮思想，手指在秋风中抖

两年来，一墙之隔，为了让笔保持正直

我不让它说话

让墨水闭口，让笔对得起天下

我只在写诗时用它，以便给汉字应有的尊严

十指变作朝拜的圣徒

虔诚地低着头颅，簇拥着它前行

面对白纸，我就有国土万里，它一步一叩首

是刀，是良心的钻

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

——每当阅读新作，笔就刻骨铭心地痛

癸巳七日

第一日，先放出衣袖里的风，让它跑远些，再跑远些，给它一年的假期

第二日，要给死去的父母上坟，随便把故乡的老屋和山河打扫干净

第三日，把照耀过祖先的月光洗一洗，还要重新调整星星的亮度

第四日，要学着打鸣，一唱雄人天下白，这人大号就叫马启代

第五日，烧掉仇人的档案，领着妻子、情人和妓女去春游

第六日，邀三两狱友喝酒，唱歌，清偿人间的债务

第七日，杀死桃花和雪花，用云朵埋藏它们

然后，然后在诗行里种闪电，也种菊花

马兰滩

就在这里了，啊，一望无际全是我马家的江山

我要在这里发号施令了

让牧草、马兰花和成群结队的牛羊成为主人

把阳光的金子和白云的帐篷全部变成福利

所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流水和微风都分配居处

我要在这里以梦为马，策马畅游

唱歌、写诗、跳舞、喝酒、无所事事

忘掉天下和苍生。我的人民都在这里

谁也不必忍气吞声。啊，马兰滩，我的祖国

谢谢你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姓氏

捉自己

这些年，我被逼出了两项本领

一个是隐身术，一个是分身术

整天跟在各色人等的后面

看他们如何口蜜腹剑，并且

在四顾无人的地方揭下画皮

有时候一个我与另一个我闹得死去活来

绝望的时候，我常常练习捉自己

让假我审判真我，偷尝牢狱之苦

冠冕堂皇的那些人，把我逗得乐翻天

我每天都悄悄地举行葬礼

窃取那些大会开幕式上的音符做哀乐

在我看来，他们庄重的样子颇像孝子

我深以为耻

我深以为耻。

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被660度的烈火吞没

而我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姓名

无法理解如何划分正式工和合同工

我深以为耻。

如此惨烈的人祸，面对遮掩和冷漠

我没有机会追问那些支支吾吾的老爷们

以及氰化钠、黄金与404号防火墙

我深以为耻。

在十四亿人的国度，那么多宣过誓的人

代表我们选举、出访、治理国家

而我作为一个读书人，保持了沉默

我深以为耻。

没有写过赞美也没有亮出过投枪和匕首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有人还期盼救世主，而我无能为力

有多少锈已经向铁宣战?

这些神的使者，不需要盔甲的战士

从来没有厮杀声，不见刀光剑影

仓颉最初的命名：锈

——它们都是铁之家族优秀的孩子

你看，铁丝网被时光咬得到处是伤

锈开始集体出击，紧紧地抱住铁，噬咬

你只能听到铁屑掉落时的尖叫

锈不知疲倦，在油漆的下面——

直逼铁的骨头。锈的牙齿是最坚硬的

在今天，我不知有多少锈已经向铁宣战？

在人间，寻找一张干净的纸

我只想写下干净的文字

在人间，寻找一张干净的纸

为此，我已付出了前半生

如今我还在寻找。我知道

面前的纸，墨迹斑斑

山河，花朵，国家，政党……

都死在了文字的后面

为了擦干净些，再干净些

我已用尽了四十多年的橡皮

那些眼泪，血迹，再次被时光擦伤

我不能说话。这已足够我劳作一生

我已写下过很多诗句

在天空，在大地

都给了雄鹰，庄稼，乌云，风

而在水上，江河湖海间

是隐吞的雷鸣

是悄悄地，悄悄地雷霆的低吟

马启代、郑敏在北京

二十世纪通史

一个祭坛。杀对了不少人

也杀错了不少人

鲁迅没有读过的续集，不是绝笔

桃花似血，梨花如幡，落阳

是殷红的旗帜，用千万条余晖

扶着飘摇的江山

普照之下。我的删除键不如歌声

要把一个世纪的病毒清除

需要连接和下载

天光在一点一点地重开。我需要

搬开坚硬的黑云头，躲开霹雳

预防文字背后的冷兵器——

它们寸铁杀人，飞叶夺命，不留痕迹

马启代、李瑛在昆明

读朱耷兼念梵高

不需要色彩：“墨点无多泪点多”

笔老则简

（一半醒着，一半醉着，世道如此

就在笔墨里犯病）

……命运只赐予我几粒文字，我一直做得是

放进自己，为天下节省粮食

——每当困惑，我就抬头看一看天：天大，八哥小

它与我一起，回头后望

……鱼要上来。鱼不解水面之上的冷热，枯笔连排

也没有点出绿色

鱼要上来。水至清共天一色，雾纷纷退至画外

鱼是天之精灵，水的骨头

——它向我一瞥，心生无限波澜，虚处一定存大有

我们都有一双毒眼

……“画得太好了，太棒了，为何卖不出去？”

这是梵高在叫

天才只能自己说给自己。乌鸦成群地在麦田上飞

除了你我，世界已疯

——我所坐的地方无树无石无八哥，空中飞满乌鸦

屁股下的地球已暖热

异常之事

青草爱上镰刀

野兽迷上猎枪

猪类们歌颂屠夫

——世间不乏这些异常之事

但我能体会一棵草的无奈

原谅一头野兽的无知

也深知猪类的愚蠢

——面对邪恶我也曾经沉默

但我无法宽恕：

教主对信徒的欺骗

执法者对公众的暴力

富有者对穷人的嘲笑

特别是读书人，假装糊涂

马启代、臧克家在北京

写给乔治·奥威尔

一位倒霉的英国人。伊顿毕业的无产者

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

保守派中的无政府主义

批评左派的左派

燃烧着精神烈焰的圣徒

先知

这样想你时，我正活在你不愿来的去处

一个写出《动物庄园》《1984》的作家

一个不断向下突围的战士

一个死去接近70年的活人

一个贫困交加，只存在了47岁的绅士

不断撞响警钟的失败者

我的兄弟

你的忌日到了。狗年将去，可猪年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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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卧夫在宋庄

附件：

潮流边缘：让诗歌为青春作证?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马启代 姜红伟

1、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马启代：从精神意义上讲，我认同这个观点。作为那个年代的一员——虽然我是非常边缘化的一员，可以说，从精神的角度讲，那个时段也是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个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黄金的时代，它所显示的大气象和大光芒不会因时间的烟霭被遮蔽，我相信人们在很久的将来还会不断地回头谈到它、探寻它。但应当承认，它并不是一个已经诞生了伟大艺术的年代，它为伟大艺术所酝酿孕育的精神和艺术之果也许只有后来者才能铸就，但它是一个奠定了伟大可能性的时期。当时的我在泰安师专读历史专业，说起来有些吊诡，我是个一生无论精神还是生存都充满悖论的人，譬如我爱好文学，修的却是历史，毕业后教的课程又是地理，此后，教学、经商、与官场、文坛纠缠交错，还有那段特殊的磨砺，直至如今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由人（见我的《一个人的独立宣言》）。我至今所有的选择似乎都与20世纪80年代所受到的影响不可分割，所以我同样把大学时期看做我个人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但它同样不是我写出满意作品的时代，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它所给予我的精神气流一直是我生存写作的主要支撑，它同样会是我写出较满意作品的精神起点。

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马启代：我现在非常谨慎地使用“运动”一词，对于“革命”更是抱着审慎的态度。我理解您不得不使用“革命”这个词的原因，在20世界80年代社会变革的背景上，“肉体革命”的血腥阴影既是“思想革命”产生的原因也是它的必然结果，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无疑是我们民族正经历的一场深远广阔的精神变革，这当然首先来自思想风暴的兴起，艺术（包括诗歌）正是藉此结出的精神果实。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想强调，我们当时的所谓“革命生涯”是一场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历练。作为泰安一所地级市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身处的地域环境、人文状况和学术思想决定了我们接受新思潮的影响都会稍微迟缓于外界（或者就诗坛而言，那些狼烟四起的宣言、流派似乎只有余波传送到这里）。但尽管如此，我一入校就与当时的学生文学社团取得了联系。我是1985年11月在安徽《未来作家》发表处女作的（《诗情》〈外一首〉），在一批文学爱好者中算是已经“破处”的人，交上自己的几篇作品后，很快受到社团的重视。当时学校的文学社叫“探海石”，就是泰山极顶那块至今傲立苍穹、俯瞰东海的“拱北石”，那是观“泰山日出”的最佳处，所以社刊就叫《地平线》，也许是希望能从这里升起几颗文学的“太阳”，还有个诗刊叫《季风》，最能体现当时大学生的悸动情怀和青春梦想，与新诗潮几乎没有多少距离。两刊都是彩印封面、油印内文，归属校团委管理。我进校的新一期刊物就刊发了我的诗歌，还被写上了校园黑板报，当时那个激动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想即使现在给我世界上的任何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可能代替那一刻的心情。因为那是我少年丧父孤儿寡母历经数年熬炼终得踏入“吃国库粮”的行列后（那是安放肉体的，事实证明那是不可靠的）真正获得的快乐（这是属于精神的，事实证明正是诗歌给了我灵魂的救赎）。也是从那时起，我这个政史系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把文学特别是诗歌当做了真正的学业。我不但很快成为新一届文学社团的骨干（很快成为第二任社长和刊物主编），还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到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上。阅览室、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和期刊让我这个山村长大的孩子真正领略了另一个世界的广阔无垠厚重博大。两年的师专生活，我几乎没有别的爱好，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当然主要是诗歌，阅读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空闲，临毕业才把恋爱提上议事日程，要知道那时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早已偷尝禁果甚至几番风雨数度春秋。陪我毕业的除了一腔未了的文学豪情，还有十几本诗歌手抄本、《山东文学》《文化周报》等等以及自己主编或创办的样报样刊。至于大学期间所发表和所获得的奖项都很珍贵但更多的于我才有意义，在这里恕不一一列举。

事实上，在大家呼风唤雨、大闹天宫的时候，我只是泰山脚下摇旗呐喊、孤独无依的堂吉诃德。我的所谓“革命生涯”大概就是这样的色彩。

3、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马启代：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基本相同，“投身”不能说是完全意义的，或者说无法用“投身”来衡量那时的表现，当时没有感觉这是一场“运动”，但它的的确确是青春记忆中浪漫且亮丽的一笔，热情澎湃，却很难说得上是“狂热”。这一点可能让您失望。但我的确在泰山脚下风风火火、无怨无悔地进行过一些诗歌活动。这要从我1986年入校不久接任“探海石”文学社第二任社长说起。由于86级师专生学制只有两年，第一任社长王珂属于84级政史专业（那一级是三年制，1987年面临毕业），87年春节开学后，凭着我入校半年的创作表现，我被推举为社长。在16个专业系的泰安师专，在全省甚至全国师专系统都有一定影响的中文系学生没有担纲文学社社长，两任都落在政史系学生身上，这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反响。事实上，我自认没有辜负这个职位所担负的使命。说到“积极”和“狂热”，我在任期间一年多还真有点“投身”的意味。试举几例：一是我不满足于油印刊物的质量和对外交流的不便利，发动同仁们集资创办了铅印《季风》诗报，创刊号是张四开小报，我亲自撰写了了“创刊词”，诗人木斧题写了：“季风，律动着青春的旋律”，可惜由于创刊词过于“灰色”，报纸一出即被勒令停止，青春的旋律没能自由地律动。那是1987年夏天的事。那篇“创刊词”后来收入我的散文随笔集《心巢》；二是我走出校园，积极联络泰安社会上的文朋诗友，特别是与泰安文联联合举办了“首届泰山中青年诗会”征文和“季风”诗歌比赛。如今想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三是1988年4月份与社会上的诗友岩峰、谭践三人合作出版了诗集《太阳泪》，成为泰安师专建校以来第一本学生诗集，也是泰安新诗史上的第一部。直到今天，泰安周围能记起《太阳泪》来的文学爱好者大有人在，生活中，我一直不时地碰响这遥远的诗意，收获着人间最真纯的友情。

4、您能就诗集《太阳泪》详细地回忆一下它的出版过程吗？

马启代：我已再多处谈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与王忠民的访谈中（见《我、诗歌及往事——关于〈声音〉的问答》），我曾谈的比较详细。我们《太阳泪》的三兄弟走到一起是偶然又是必然。1987年秋天，铅印《季风》诗报夭折之后，我郁闷、孤独，骨子里的激情无处发泄，除了写一些廖亦武一样“大盆地”的诗作，句子长、意象密、节奏紧，如《野马》《寻求躁动的青春海》等，此外便走出校园遍访诗友寻找知音。岩峰、谭践就是那时认识的。记得我是骑车到大汶口先认识的岩峰，喝了个轰天大醉，陪客有写小说的齐欣，他俩都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很多东西，我也发过一些，且“出手不凡”，聚在一起，好像多年的知己，很有相见恨晚的同感，于是住下来，晚上谈了个通宵，第一声破晓的鸡叫响起时，我们达成了一项宏伟的计划——创办《东岳文学》，当时泰安文联还没刊物，我们热血沸腾，很有舍我其谁的豪迈，仿佛要替泰安做一件名垂千古的大事。那时齐欣教书、岩峰卖书、我是学生，酒醒之后，银子无处划拉，不久这项计划便搁置了。但兄弟在一起要做点事的念头并未消除，于是便动议出书，因此，《太阳泪》是《东岳文学》的副产品，却也是个命运多舛的苦命儿。待我与岩峰的诗稿整理个差不多的时候，时在大汶口的师专学兄苏东国正办着一份杂志《宇宙风》，他答应诗集可列入“宇宙风文丛”印刷，同时介绍了他的同乡好友谭践相识。当时谭践正好在泰安上班，我们一见如故，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所有写诗的都是弟兄。谭兄的诗很有自白派的神韵。很快，我们三人就编齐了书稿。最后由我的女同学李建美（后来成了我的爱人）设计了封面，还做了很多内文的插图。宋遂良先生给写了序言，马恒祥先生做了题词，1988年4月印刷成书，为此欠下的400元印刷费是我毕业后与恋人一起透支工资付清的。记得那是在大汶口印刷厂，我和岩峰去校版，一次一整天没有吃饭，早春的寒风冻得人发抖，我们内心却无比火热。睡在他书店的硬长椅上，晚上辗转反侧，诗集中的后记就是在那样激动不已的深夜里一挥而就的。诗集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校和泰安文学界的欢迎，当时的《泰安日报》、《泰安师专报》等还做了报道。前面说了，这是泰安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在那个年代，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是正常的。但它后来的命运并不好，冥冥中仿佛有只大手在操纵着一切，我后来创刊的《东岳诗报》和《太阳泪》都曾被视为“灰色”而被长期“关注”。直到80年代结束，1990年我的第一部个人诗集《杂色黄昏》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至今想来，《太阳泪》中所凝聚的青春忧郁和无限感伤仍是那么动人，一个贫瘠大地上行吟的孩子其爱其恨其扯不尽道不完的满腹诗绪那么真挚，诗集留有我大学生活中和青春岁月里所有的梦想和忧伤，它开启了我精神和审美的第一程。

5、当年，您创作的那首《等待》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马启代：这首诗收在《太阳泪》里，后来又收在《杂色黄昏》里。它写于1987年夏天的暑假。记得是在我的高中同学李炎的宿舍。李炎是我高中的文友，我们至今保持着很深的友谊。那时他已参加工作，在州城法庭。他是未考大学直接招工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由于共同的爱好，我几乎一个假期都吃住在他那里，他去上班，我就读书写诗，晚上我们就聊天喝酒散步。那个暑期，我写了几十首爱情诗，这是其中一首，现在看来，深受席慕容的影响，但情感是真实的，我那时虽然没有谈恋爱，但青春期的苦闷是强烈的，一行行火热伤怀的诗句沾染着青春的荷尔蒙，很能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其中一些句子，如“我是满身伤痕的男人/在燃烧”“枝头挂霜了 挂着我/永不风华的/望眼”等，现在看来，与我心中诗的距离甚远。这类诗如《地平线》《送别》《独白》《回赠》《断桥》《女神》等有一大批，受人喜欢，但我不满意，所以也很少提。不过那是生命的一部分，不提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这首诗后来发了许多地方，都是所谓的“民刊”，获得了一个比赛奖，不值一提。我感觉自己那时候没有写出更重要的东西，但基本完成了我的艺术贮备。人的变化重要的在于精神，一个人一旦在精神上突破，并不一定立即写出与之相称的文本，但他是有希望的。这是我的自信。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似乎写出了很多受人喜欢的作品的人如果没有充沛的精神气脉在支撑，不过过眼烟云，很快会成昨日黄花。这也是人们常讲的，一个人你要较劲的参照物是什么。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其实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力，与传统摔跤。艺术没有终点！

6、您能说说那时的校园学术状况吗？当时哪些书？哪些人对您产生过影响？

马启代：泰安师专虽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刘增人、汤贵仁、刘凌等都是中文系不错的教授。刘增人的鲁迅研究、汤贵仁的古典文学都有一些造诣和成就。仅我们历史专业而言，博闻强记的刘超文老师、古籍专家刘宪章老师、世界史的蒋铁生老师、郡县制研究专家万昌华老师等都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特别是万昌华老师与我保持着深层的情义，还为我的思想随笔集《受难者之思》写过序言，他对殷海光的研究曾给我很大的启迪。当然这是后话。另外特别要提及的是中文系的张欣老师，他当时是年长我几岁的青年教师，爱好诗歌，研究李广田和吕剑（吕剑与他是莱芜老乡）。他当时担任“探海石”文学社和“季风”诗社的名誉社长，我是社长，接触的机会比我的任课老师还要多。我常常在他单身宿舍谈到凌晨二三点，记得最深的是谈索因卡、谈索尔仁尼琴，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广袤的原野是在那时敞在我眼前的。这股精神的诱导后来成为我秉承“为良心写作”的重要力量。张欣老师有几个笔名，如“子张”“欣慰”，如今常用的是“子张”。我第一篇诗评就是《欣慰诗歌小札》，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离开泰山生活在杭州，其学术生涯扎实稳健，建树颇丰。我们偶聚偶散，始终保持着纯净的友情和淡泊的意志。应当说，这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还有必要说一说的是当时的师专书店。除了阅览室和图书室，我每周都要跑到师专书店去收罗新书。遗憾的是，师专书店一点也不新潮，像我一样也是大海岸边的瞩望者。伴着潮汐生存，潮水只能湿湿衣袖。如今检点那一点点水痕，除了几乎成套的选本外，如诗刊社编选的年度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双年度《青年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现还有叶文福的诗集《雄性的太阳》（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朱先树编《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刘登翰编选的《台湾现代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嘉嘉的诗集《漫长的雨季》（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何香久的诗集《海神之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马合省、李琦的诗集《莫愁》（湖南教育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其中，叶文福的雄性诗风、台湾诗的现代审美、马合省和李琦的沉郁厚重皆给予我最初的滋养。当然，我总的梳理过自己的艺术谱系，孔孚、桑恒昌、洛夫对我的影响较大，但这个时期读到的叶文福犹如一道闪电始终亮在我精神的天空。我以为，只有如此凌厉的飓风鼓荡，我们的大地才不至于沉沦。此外，佛罗斯特和马查多对我气脉的校正非常重要，这些又都是后话了，在此不赘！

7、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马启代：当然有印象。有人说民间文学报刊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校，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自然比较普及了。泰安师专文学社和季风诗社与省内外100多家院校交流社刊。我们文学社的几个骨干一般都是自己掏腰包寄发刊物。《地平线》和《季风》属于中等水准的样子。在与各高校的交流中，北大老木编选的本子给我印象最深刻，至于校园之外，几乎有十几个省份的社会社团也与我们交流，但很不正常。1987年铅印《季风》诗报出版后交流起来方便了很多，但由于校方明令禁止并收缴，我们只能冒着风险偷偷地向外投递那些未被清理的部分（印刷厂的师傅给保留了几百张）。在与社会刊物的交往中，有一个女诗人一直让我无法忘记，她的名字叫廉小来。我们没有见过面，在我的记忆中通过几次信，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印象中，她是农村的，疯狂地爱诗，22岁时好像是与另一个男性文学爱好者一起办文学社，办报纸，经常寄给我。他们两人好像生活在一起。当时我们非常羡慕这种生活，再后来听说她得病不幸去世。她办的报纸叫《拓荒者》诗报，属于四川省嘉陵江农民文学社，熊德光、廉小来等编辑。她的诗印象中不错，为人也干净利索，这些是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的，这是我能大致记住的内容了。现在网上还有怀念她的诗歌和文章，说明她当年为了诗歌是多么的一往无前，交往甚广，这是一段令人唏嘘和心痛的往事！

由于历经生活颠簸，我保存多年的许多资料都遗失了。但当年大学生和社会文学爱好者们那些油印的诗报、诗集依然在我的记忆中散发着青春的油墨香，每每想起，内心就会泛起一层层的波澜。

8、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马启代：再说一遍，我对“运动”一词的态度比较审慎。在以社会思潮为主要驱动力的历史背景上，“革命”的介入使一切社会思潮几乎都以大大小小的“运动”形式发挥作用。对于百年新诗，我一向坚持从“思潮”与“诗潮”的关系上来辨析、认识和阐述，因为我早就发现几乎所有关于艺术风尚、美学走向的问题都在社会思潮的规约之中，它们的对峙、同构和互相作用本身就是一部曲折回环、令人无限唏嘘的大书。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活动看做一场运动的话（我并不反对处于研究的必要给予如此的命名），我们也要将之放到整个新诗发展环节（至少放在整个80年代）来看待。据我的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朦胧诗”至80年代初（有的学者界定为1982年）很快蜕变为“后朦胧诗”时代，至“1986诗歌流派大展”始，狂飙突起的“第三代”带着泥沙和闪电辉煌登台，开启了一个新的至今尚未完全完成的诗学征程（个人观点——注）。至于它今后的分化、流变甚至变异，以及因天生不足带来的混杂、迷乱甚至堕落，皆与社会思潮变化、社会急剧转型的大环境有关，当然也与历史传承和积淀以及诗人自身的素养有关，其主客体的关系是繁纭复杂的。

孙基林教授曾在《世纪末诗学论争与其语境下的多元写作》中对介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之间的“校园诗歌”做过这样的认知，他认为：“随着‘朦胧诗潮’于1982年之后渐次顺延为‘后期朦胧诗’，其潮聚潮涌的漫漶和流派的影响效应也渐趋衰减，以至于最终走向解体。于此同时，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和写作风气也开始于校园诗歌中发育并成长起来，终至于1985年赫然浮出地表，从而既超越了‘朦胧诗’的思想艺术范式，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美学天地和书写向度，这就是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大潮涌动、风云迭起的‘第三代’诗歌”。姑且不论孙教授的认定是否完全准确，但有一点我可以认同，那就是“校园诗歌”乃“第三代诗歌”的孵化器和孕育期，孙教授显然发现了这一点。事实上，“老三届”大学生们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已经加入精神变革和美学探险的行列，他们拿起的武器无疑就是诗歌。自“后朦胧诗”（也就是20世纪80年度初）起，在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中，年轻的大学生们一直走在开拓精神和美学疆域的前沿（我并不否认校园之外一些人士的卓越贡献，譬如民间社团风起云涌的发展，但整体而言，他们稍后出现且一直未在潮流的中心，所借以构成的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背景）。及至源自“校园”的气场和能量聚合成核，所发出的耀眼的艺术精神之光已经主要来自走出“校园”的那些诗人身上。他们被冠以“第三代”、“新生代”等指陈，以“实验诗”和“探索诗”的强势影响掩盖了尚在“校园”的年轻诗人们的光芒。因为比起校园内的年轻学子，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的诗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更急于也更有经验和能力引导新的潮流走向。我在当年购买阅读到的《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1986年8月版）、《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唐晓渡 王家新编选，1987年6月版）、《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以及《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徐敬亚 孟浪 曹长青 吕贵品编，1988年9月版）至今尚在书橱，回过头打探这些作者、思忖当年的万丈豪情，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精英荟萃的“大学校园”，在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所起到的对新思想的“培育、滋养和护佑”，可以说，居功至伟。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活动看做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那这个“诗歌运动”的“重要性”和涉及到的社会和艺术的方方面面我们至今并未厘清，至少我们研究开掘的不够，其认知自然容易沿袭习惯性影响从而导致对历史事实和真相的继续误读和误解。

既对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活动这一现象保持继续收集、整理和探究，又以直面事实的勇气、锐气和智慧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估。——我觉得，从“发生学”的角度梳理出那个年代的精神和艺术源流及其网络交汇的繁杂审美脉络，其价值和意义会在不断被解读中逐步得到公允的确认。——至此，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冠以“重要运动”这一称谓，而会认清它真实和丰富的内涵。

9、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马启代：还是重复一遍，“投身”这个词对于我而言有些不敢接受，如果非要这样讲，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前面表达的意思，我至今没有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活动具有充足社会学意义上的“运动”构成要件。是的，它是一股伴随思想解放发生的具有摧枯拉朽意义的精神变革，具有一定的“革命”意味。大学校园作为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和聚集地，与热血青年的禀赋气质相结合，借助诗歌衍生出那个年代瑰丽奇异的精神景观，其接续的“启蒙”和“美学”的脉流因新的西方思潮的涌入渐成蔚为大观之势。虽然我们把它看做一场“运动”并无不可，但仅仅从“运动”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广阔、深远而又复杂的过程，是否略显表明化和简单化，是否阻碍我们对之做更为精微细致的考察，因此我宁愿把它视为一个被时代思想运动的潮流携裹所产生的深刻精神记录——诗歌不过恰好承担了载体和传播的功能，但它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为那些优秀的甚至具有伟大倾向的诗人进行了精神的洗礼。因而，毫无疑问我也是被熏陶、影响、携裹的一员，只是我是站在大潮边缘的一员，我未被全部湿透，但我感受到了它的强大威力和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不是主动投入，而是自动加入，我甚至没有被编号入列，但我一直紧随着大军。所以我在大学期间的写作一直保持着与大潮的某些疏离。

但我经历过那个年代，所得大于所失，按照俗常的理解，我甚至无法说出它给我带来什么值得铭记的损失。因为如果不是当年那种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诗爱诗追慕梦想的潮流，我对生活和艺术的感觉也许要迟钝很多，正是当年高涨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豪迈的青春激情，在欧风西语的熏染陶冶和强烈的求新自变心理驱使下，我大口地吞咽着艺术和思想的阳光雨露和精神世界的鸟语花香，整个人终日沉浸在饱涨的艺术感觉里，狂乱地阅读、写作，应当说，这是一个奠定了我精神底色和艺术基础的重要时期。在校期间所接触到的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以及各艺术门类的理论、观点和作品，尽管不乏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弊端，但弗洛伊德、苏姗·朗格们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窥见人类精神视野的大门。加上我自身润染于历史专业的古诗、故事、古籍中，在对抗自我血统的过程中对文化血脉有了自觉的自我省查，而这一点，也许正好符合我的地域文化传统和个人的秉性。我始终是一个不善于冲锋陷阵但又绝不萎缩不前的人，这与我的历史环境、现实环境和性格特点息息相关。总之一句话，正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写诗潮流的锻炼，我逐步向一个精神成人转化，成为我今后“为良心写作”的精神基础和艺术来源。如果说“所失”，就是你选择了战士加诗人的道路（这与流行的文学教课书上所讲的“战士”和“诗人”不尽一个概念），你也就选择了敢于独自行走荒原的人生和艺术之路，可以舍弃许多现世的鲜花和掌声，但仍然固执地相信真正的荣耀来自大浪淘沙后时间的奖赏。这在今天看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却是我所秉持的真诚理念和原则底线。

冷静地想想，今后还会有那样的时代吗？我觉得已不可能，也许历史会在另一个层面和纬度上回环重复，但切开记忆的断面我们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写诗潮流独有它无可替代的精神记忆，那时一代中国人万劫不死的青春化石。

10、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马启代：前面已经说过，我是潮流边缘的人，一直是这样，精神上也介于“保守”和“先锋”之间，所谓“中间状态”吧，或许齐鲁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我的宿命，我的性格中很契合“中则正”的“中庸”真髓。我所受到的“新诗潮”的影响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期只是非常间接地受到熏陶吧。1986年进入泰安师专后才“清醒”（我称为第一次醒来）地意识到世界原来这么丰富多彩、这么深邃广博，我自身原来有着那么多不足和局限。我崇尚自由、热爱诗歌，饥渴地阅读、做笔记，几乎废寝忘食地补充营养（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是必备的功课）。对“新”、“奇”和“尖锐”迷恋至极。但我骨子里的东西改变不了，泰安师专给了我新的精神天地，对此我欢呼雀跃，但泰安毕竟不是北京、上海，所有的“新潮”到了泰安基本势能减半，加上缺少更为血脉相亲的“同伙”，我只能在弹丸之地弄潮，无法到大海中弄舟。历史地来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潮流边缘的人，虽不是旁观者和纯粹的看客，但相对于当年意气风发、如鱼得水的那些名牌大学的骄子们，我连羡慕嫉妒恨的资格也没有。我所搅动的不过是死水微澜，泰山可以作证，我无愧于那段青春，但不是没有遗憾。就此而言，我延续至今的文学活动对于一个地域的文化生态和精神变化也许是有一定意义的。对此，我心又有些许安慰。但我当年没有拥有多么大的读者群，周围的人读我的肯定不少，因为那是个人人爱诗的年代，不过我的知音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逐渐增加的，多年以来我不断碰到阅读过《东岳诗报》《东岳诗刊》和诗集《太阳泪》的人，那份久违的心心相通和惺惺相惜真得令人激动和幸福。

随着毕业后我坚持写作和办刊，逐步拥有了遍及全国甚至海外的诗友和读者。在我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避开诗坛十七年后重出“江湖”以来，凭借新媒体的便利，我找到了许许多多当年心仪已久却从未见面的诗友。在我经历人生沉浮重操分行以来（其实如桑恒昌先生所说，属于我的一直在心里生长着，从未离开），我倡导“为良心写作”，同时秉承“为良心编书”“为良心办刊”，接任“长河文丛”主编，与朋友创办《山东诗人》杂志，近年连续推出诗集《黑如白昼》《黑白辨》《上帝的福利》以及《马启代长河文丛序文集》等，同时参与主编或参编多本诗歌年选年鉴，开创了《山东诗典》和《好诗选》年度选本系列和山东青年诗会等品牌活动。应当说，历经劫波身未死，伤口日吟诗还香。简单朴素的生活，低调诚恳地处世，认认真真地写作。还是那句话，人在低谷，灵魂在高处，自己要给自己鼓掌！灾难让我学会了把依附在灵魂上的业障变成诗！

谢谢兄弟，谢谢关心我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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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法）20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