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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内容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历史文化散文）
——再驳鲍鹏山之谬论 王天成 内容提要：商鞅变法的内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冒出来的，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他继承了管仲、李悝等的法家思想，依法治秦，废除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鲍鹏山鼓吹周朝的礼乐制度，否定商鞅变法，是在拉历史的倒车…… 关键词：依法治秦，奖励农战，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 古往今来，对于商鞅变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溢美褒扬者比比皆是，指责批评者不乏其人。几千年来，学者们大都是君子风范，无论是褒扬者还是批评者都是谈观点，讲道理，绝没有破口谩骂者。历史发展到今天，进入21世纪的文明时代，突然冒出了一个把赵良说成赵国读书人无知无畏的教授鲍鹏山，设堂讲座、著书立说，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商鞅是专制独裁的黑内核、枭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他尊孔崇儒，赞美周朝奴隶制社会的礼乐制度，否定商鞅变法，胡说商鞅变法是悲哀，只要国家利益不要个人自由和人民幸福，不仅贵族反对，全世界的人都反对等等，使学界哗然，许多人都在骂他。鄙人曾写过几篇拙作指出其错谬之处，现就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追溯求源，进一步看看鲍鹏山的谬论是多么的荒唐。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其一，依法治国，什伍连坐，轻罪重刑。鲍鹏山崇儒仇法，以极其尖刻的语言批判商鞅的法治思想和作为。追根溯源地看，法治，不是商鞅的创造和发明，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的是春秋初期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以后，子产、范宣子、赵简子、李悝、申不害、吴起等等都在各自效力的诸侯国推行过法治，到商鞅变法时期，法治思想已经流行了400多年。商鞅继承了前人的法治思想，最大的功绩是总结前人依法治国的经验教训，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大众性，改法为律 “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使法与律合二而一，平民化、普及化。依法治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历史潮流，各国都想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立于不败之地，商鞅在秦变法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按当时秦国的形势和现状，即使没有商鞅，也会有李鞅、王鞅、刘鞅去变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鲍鹏山是尊孔的。孔子生在春秋末期，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周朝的旧制度，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没人理他。2500年后的鲍鹏山也像孔子一样地赞美周朝，说“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以后几乎没有那个朝代超过”（见《有君不如无君》文），他以极端的语言批判法家、谩骂法家，说法家的做法只是战时的临时措施，和平年代不能依法治国。今天，放眼全世界，依法治国已经成了全球人的共识，我们国家将坚持依法治国定为国策，鲍鹏山却像古墓里挖出的文物，顽固的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反对法治，逆历史前进的潮流思维，姑且不说其用心和目的，他完全把自己置于了“古董”的位置。 什伍连坐，是鲍鹏山最诟病的。这个办法，也不是商鞅的发明。什伍，是从一五一十数数演变而来的，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组成一个小单元，互相监督，遵纪守法，不违法乱纪，这个办法也是管仲最早在齐国推行，使齐国出现了安静祥和的社会治安。此后各国相继效仿，不断完善。商鞅没有到秦国之前，秦献公就在秦国推行过什伍连坐。商鞅进行变法，更加完善了什伍连坐，明确了责任，具体了惩罚措施，使秦人互相监督，不敢犯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然，犯法株连四邻，用现在人“一人犯罪一人当”的观念看是极端错误的，但在当时社会对犯罪株连普遍没有这样正确的认识，以后的几千年犯罪株连三族、五族、九族都是常态，明朝方孝孺还被株连了十族，连他的学生都杀了，这是旧时代的罪孽，非某一人之过。 轻罪重刑，是历史的延续，夏商周以来一直对老百姓都是酷刑统治。商鞅继承了这种制度。他学习的是李悝的刑名法治，刑名法治的精髓就是“循名责实，慎奖重罚”，主张重典治乱。商鞅变法在继承周朝酷刑的基础上增加了个别刑罚，主张以刑止刑，以杀止杀，重典治乱。但，从现在发掘的云梦秦简看，商鞅的刑法并不是历代儒家学者和鲍鹏山说的那样的残酷，有些还是很理性的，如允许犯罪人申辩理由等，比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刑罚要轻得多，这一历史是要重新认识和改写的。 其二，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除国君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的取消其贵族身份。鲍鹏山用极端地语言批判商鞅的军功制，把商鞅比作人渣希特勒、墨索里尼。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远远落后于其他六个诸侯国，仍然延续着周朝礼乐制度的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奴隶只是被驱使着劳动、打仗的工具，奴隶，打仗立了功是奴隶主的，死了活该，不会因为作战勇敢得到任何赏赐和升迁，因此，军无斗志，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被魏国侵占，离秦国都城栎阳只有几十里路，秦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沿。早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范宣子就认为周礼的等级制度很不合理，贵族享有特权，挫伤了战士勇于作战的积极性，开始打破这种落后的制度，实行军功制，谁的功劳归谁所有，贵族和作战的奴隶一样地论功行赏。后来，子产、赵简子推行法治，将范宣子的军功制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一打破周礼尊卑、等级制度的做法，受到孔子的谴责。他说“今弃度，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见于《左传》）），说这样做违反了周礼。商鞅变法，学习、总结、完善了范宣子、子产、赵简子的军功制，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制，使这个制度更加科学更有操作性，极大地调动了秦军的作战积极性，秦军所向披靡，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多次打败魏国的军队。军功制最大的特点是废除了贵族的特权，将贵族和奴隶放在同一个天平山上，一视同仁，一样地论功行赏，最大地体现了公正公平原则，是一大进步。就是拿鲍鹏山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应该肯定的，不应该否定。当然，商鞅在推行军功制的时候按照“循名责实”的要求杀敌定指标，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秦军杀敌太多，这一点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但，不能以偏概全，把商鞅说成是希特勒、墨索里尼。 其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重农抑商，是周朝建立时总结商朝失败的教训提出的一个政策，到商鞅变法已经推行了六、七百年，重农抑商已经成为当时的普遍认识，孔子、孟子都有这个思想。商鞅沿袭了这个思想，出台了一些重农抑商的政策。秦国人少地多，国家贫弱，商鞅从实际出发，变法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垦荒令。周朝奴隶制社会实行的井田制，都登记在册，是要向诸侯国、周王室交税的。开垦的荒地不在国家登记之列，土地、收入归己所有，不上交任何税赋。随着铁器的使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西周后期就有一些奴隶主利用剩余劳动，在井田制之外组织开垦荒地，逐渐形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商鞅继承并总结了前人的作法，奖励耕织，鼓励人民开荒，谁开垦的土地归谁所有，规定十年之内不征任何税赋，干的好不仅可以受到奖励，还可改变身份，由奴隶变成自由民。他还出台政策，吸引魏、韩、赵等六国之民来秦国开荒，政府给他们盖房子，发农具，许诺不征他们去当兵，只让他们安心农业生产。这样做，达到了两个效果，一个是富民利国，增加了社会财富；另一个是使广大的奴隶通过努力生产、开垦荒地变成了自由民，取得了人身的自由，同时滋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成为拥护变法的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政策，利民、富民、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十分的得人心。鲍鹏山说商鞅变法贫民、弱民、贱民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四，鼓励告奸。这是鲍鹏山很诟病的。什伍连坐制本身就有互相监督的职能，无论是管仲还是秦献公搞的什伍连坐制都有告发奸人的要求。商鞅总结他们的经验，按照“循名责实”的责任制，制定了一些具体要求，鼓励告奸，对于敢于告奸，勇于告奸，表现好的可以将奴隶身份变成自由民。商鞅变法，作战立功可以改变奴隶身份，农业生产搞的好可以改变奴隶身份，告奸也可以改变奴隶身份，这三种途径都是利民利国之举，鲍鹏山喋喋不休地诟病，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其五，废井田，开阡陌。这是一项彻底废除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伟大改革。井田制的废除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的。据说夏朝就有井田制，发展到商、周已经很完备。周朝井田制上每块土地约100亩，共9块，中间一块作为公田，其余8块分给私人，干活先干公田，公田干完才各自干分给的田地。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只有京城周围方圆100公里，直接收赋税的也就这方圆100公里。其余的土地都分给了诸侯国，诸侯国再向下分给小诸侯国，层层下分，形成大小不一的土地领主。领主们强制奴隶在井田制上劳动，井田制上四周的土地的收入归领主所有，中间的土地收入要层层上缴，向周王进贡。到西周中期，铁器开始使用，也渐渐学会了用牛耕地，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奴隶干完井田制上的活，还有剩余的时间。领主们要获取更多的财富，就强逼奴隶开荒种植井田制以外的土地，这些土地不在周王室耕地统计之列，收入全部归领主。利益驱动，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在井田制上劳动的奴隶越来越少，奴隶们大都被领主驱赶着去开垦种植自己的私田，荒了井田，井田制从西周中期就开始了渐进式的变化。西周末年，周宣王39年 (公元 前 789 年 )，周军伐姜氏之战大败，为了换回国势衰落的局面，周宣王在失败之后尝试着进行改革，清查人口数量，以人口数量征收税赋，一律“彻田为粮”，不再要求奴隶无偿地在公田劳动，以交粮代替，私人开垦的私田也要交粮，开始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继周宣王改革之后，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任相，实行了“均地分力、与民分货”的政策，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类似于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后世土地承包制的先河。同时，实行世界领先的“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收成的多少，分成等级，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管仲之后，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实数收税，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商鞅在秦国变法，总结前人的经验，顺应发展潮流，下达垦荒令，谁开垦的土地归谁，大量荒地被开垦，封建地主和自耕农快速兴起，强烈要求变革土地的所有权。商鞅顺应人民的要求，废井田，开阡陌，将井田制上的土地分给私人，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经济是基础，这一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奴隶制度，开创了封建地主土地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商鞅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一大卓越贡献。很显然，土地的私有化比井田制好得多，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财富，埋葬了奴隶制社会，鲍鹏山作为学者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能说不如周朝呢？ 其六，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渐进式形成的。关于郡和县，春秋时期就有。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在新兼并的地方就开始设县。春秋后期，县制逐渐推行于内地。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为广泛 。郡的设置要较县为晚，秦国最早设有郡。秦穆公时，秦国就设有郡县，后来，晋、赵、吴相继设置了郡，当时县与郡之间并无上下统属的关系。到了战国时期，最早设置的郡是魏文侯时期的西河郡，就是吴起带兵攻占了秦国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设的郡。吴起是第一任西河郡守。另外，还有魏国的上郡和楚悼王时的宛郡。随着边防设郡之地逐渐繁盛，内地的县逐渐增多，需要建立起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于是就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为郡之长，多由武官充任，有征兵领军之权。商鞅在秦国变法，在总结前人实行郡县制的基础上，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都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明确地提出取缔贵族特权，将地方治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周朝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层层下分，将中华大地撕裂成几千个碎片，从而形成了五、六百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侵占弱国，富国攻打穷国的春秋战国混乱时代，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郡守和县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权力，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是商鞅变法中最触及奴隶制根本的一项举措，明显地比周朝的分封制好得多。这一举措重新构架了国家的政治框架，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国家统治体制，并一直沿用到今天，说明商鞅创立的这一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受各代统治者的喜爱，人民安居乐业，鲍鹏山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商鞅变法是睁着眼说瞎话。 其七，迁都咸阳。秦人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其国君是少昊氏（黄帝之子）之后，嬴姓；其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是商朝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颇受商朝重视，为商朝贵族。周灭商后秦人在中国西北建立诸侯国秦国。在周朝初年三监判乱时，秦人受殷纣王的儿子武庚挑唆，使嬴姓部族卷入了这场叛乱，评判后，遭到西周统治者的惩罚，被迫西迁，嬴姓部族因此沦为奴隶为周养马。周孝王时，秦先祖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封为附庸，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在戌边对抗西戎。后来，周王室越来越衰败，不得不依靠秦人来稳定西部疆域的和平。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一带)之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所攻杀，秦襄公因率兵攻打西戎，救周王有功，得到周平王的赏识。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还被赐封歧山以西之地，建都在现在的凤翔县城南雍城，经营了250年。雍城处关中西北部，比较偏僻，公元前419年秦迁都泾阳县，居关中中部。魏、赵、韩三分晋之后，魏文侯重用吴起，带兵攻秦，夺得黄河以西秦国合阳、大荔、韩城、澄城等大片土地，逼迫秦军退守至洛河，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秦献公有所作为，收复了一些失地，将指挥部前移，于公元前383年把都城迁到了栎阳。栎阳地处关中偏西北方向，作为都城有六不利：一是，离魏国比较近，向东一百多里就是黄河。秦献公及商鞅虽然收复了黄河以西的一些失地，但一些地方还被魏国占领着，如果魏军来袭击，骑兵半日就可到达秦都栎阳，容易受到魏国的威胁和侵略。二是，交通不便，栎阳东临石川河，那是渭河的支流，当时陆路运输比较困难，主要靠水路的船运，石川河水量小，行船较难，货物、人员运输不便。三是，北面不远是原始森林的荆原，受到局限，产粮的土地少，粮食等物质供应不上，难以养活都城众多的人。四是，作战出兵困难。石川河河水小，不能载大船，及时地运送大量的兵员顺流而下与敌作战。五是，地不在关中居中之处，远近不一，难以应付四面来敌，并向外扩张。六是，守旧贵族势力顽固，不利于新法推行，迁都时这些人故土难离，大都不愿去新都，就摆脱了他们对新法推行的掣肘和羁绊。鉴于这些原因，商鞅从秦国统一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经过详细考察，于公元前350年把国都从栎阳迁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咸阳位于关中形胜之地，东望山东，西控本土，北拒匈奴，南指巴蜀，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向任何方向用兵，秦国政府都能做出迅速的反应，行军距离不至过分遥远。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考虑。后来，秦始皇以咸阳为中心建设了辐射四方、像现在高速公路一样宽的秦驰道，如果三海关有战事，从咸阳发兵三天三夜秦军铁骑就可赶到，足以说明这一决定的英明。而且关中有八百里秦川的沃野土地，生产丰富的粮食、物资作为后勤保障，各种供应充足。秦建国以来几次迁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秦国选择一个最好的统治指挥中心，商鞅沿用了秦统治者的思维，变法迁都咸阳，最重要的意义还是有利于秦国的统治和扩张，向东统一六国。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咸阳作为秦国的政治、军事中心，牢牢掌控着秦国的内政外交，指挥着大秦铁军所向披靡。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逐步扩张领土，最终统一了六国，彻底结束了打了数百年春秋战国时代的内乱，使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整合华夏文明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政令也由咸阳发出，迅速在华夏大地上推广普及开来，完全印证了商鞅迁都的正确。在秦之后的一千多年中，直至唐朝，咸阳（长安）一直是华夏大地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一些。一言以蔽之，商鞅的思想乃至变法的内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冒出来的，都是总结前人经验，结合当时当代的实际，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是中华文明、中华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进步。从古到今，能够通过变法，埋葬了上千年黑暗的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开创了后世实行至今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只有商鞅，唯有商鞅，仅此一人。商鞅为中华民族、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的丰功伟绩永远载入史册，与山岳同在。鲍鹏山鼓吹周礼，否定依法治国，否定商鞅变法，是在否定社会进步，拉历史的倒车，其论该休矣！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职称的由来及沿革》、《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等学术著作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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