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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在东晋期间作为人物画的陪衬已开始出现，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古代山水画。欣赏中国画山水画仅凭了解一些技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了解一些流派和名家的艺术风格，这对提高鉴赏能力颇有好处。 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单独成为一类画种，此期间较有代表性的山水画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金碧青绿山水”和王维的“水墨山水“。李氏父子的山水画笔法精密工整、色彩强烈，具有典雅的风格。王维的山水画则以水墨为主，注重气韵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两种画法的不同，成了明代董其昌划分“北宗”和“南宗”山水画派的依据。宋代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高峰。南宋期间山水画的最大特点就是由原来的“全景”变为“特写”模式，较之以往山水画更富有艺术感染力。这种画法在当时无疑是一大创举而且形成了以画家马远、夏珪为代表的画派（画史称二人为“马、夏”）。元代期间的山水画较为注重复古和笔墨趣味，此期间的山水画主要是水墨写意画，较为有名的是黄公望、王蒙、倪瓒和吴镇四人（史称为“元四家”）。明代期间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流派众多，较为有名的是“浙派“（戴进、吴伟）、“吴门派”（沈周、文征明）和“松江派”（董其昌）。因松江（今上海松江）在古代属吴地，故后人将“吴门派”和“松江派”合称为“吴派”。这些画派在山水画创作上基本上保留了宋至元代的“正统”画风，技法较为保守和过于注重笔墨趣味，对后人的山水画创作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此期间的山水画基本上形成了以“四王”和“四僧”为主流的画派。“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号称为“正宗”画派，在技法法上注重笔墨和主张“仿古”，而“四僧”（弘仁、髡残、朱耷、原济）的山水画恰恰与“四王”相反，其倾向主张创新，敢于突破古人陈规，为清代山水画注入了清新气息。“四王”和“四僧”在中国绘画史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因此我们在欣赏古代中国山水画时多给以注重。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一幅山水画光有高超的技法还不行，缺乏“意境”的山水画不一定是好的山水画。所谓意境就是画家对客观景物或事物寓意个人主观创作的意愿和情感并引起他人在对作品欣赏时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和联想。山水画的意境既不是画家对客观景物的简单再现也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和情感的臆想，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体和客观的高度统一，是客观景象、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三方面高度和谐的体现。 《溪山行旅图》是北宋画家范宽的杰作，既是我国现存的稀世珍宝，也是历代意境深远的山水画佳作。此画技法苍劲、老练，构图险峻。画正中巨峰矗立，气势巍峨，令人震撼。山峰右侧瀑布悬挂，既有纵深感又有装饰画面的效果。山峰下云雾弥漫、深奥莫测；画面下方山岗树木丛生，溪水迥绕；画面右侧一行马帮隐约而现，令人仿佛听到了马蹄和行人的吆喝之声。画面的流水、马帮和行人，足以令人对幽静山谷间回荡的音响产生无限之联想，达到了如临其境和如闻其声的意境感染效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江山如此多娇》这幅画中去领悟意境的感染力。这幅画是傅抱石、关山月二位先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精心绘制的画作。作品构图宏伟、气势磅礴，较好地展现了祖国气象万千的壮丽山河景色。画面上既有长江、黄河，也有连绵起伏的万里长城、五岳名山和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画面的右上方冉冉升起的红日给人以无限的联想。此画在完成后由毛泽东在画上亲笔题写“江山如此多娇”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上极为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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