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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中走来的人 深深的黑夜里，路灯下有一些光亮，路两端一直延伸到黑暗。倏忽间，有一人从黑暗中走来，走向路灯，又很快走向另一头的黑暗。路灯下的人们都有点恐惧，因为他们没有望向黑暗，更别说能看见这个走过黑暗的人了，一个人从黑暗中猛然到来的确吓人，但很快地，人们又望不见路那头是否有人在黑暗中行走。 走向光明的方式有千万种，但甘愿由黑暗步向光明的路却只有一条，在光明中短暂歇息后，又进入新的黑暗，摸索新的光明。摸索大抵如此，有一个光明的路灯指引我们，但总归是黑的，人就算不瞎，也难免会磕磕碰碰。有些人就是这么傻，明知会受伤，还是选择此类方向。但是，至少有过光明，而且一直在走。 当中国沉入深深黑暗，所有人都在拼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铺往通向光明的路。中国人不怕死，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想死。寻一个光明，有比死更艰难的抉择。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中国用尽一百多年才找到了光，毕竟也在寻路上落后于世界，甚至曲折反复，可近代化不会一蹴而就，摸索跌倒后载爬起来，国家和人都会在一次次失败中坚强、坚定地立于天地间。 好人，坏人，也只有以后的人才看的见。但由于区分成为人性的本能，所有人不得不需要戴上伪装的面具存活，我们变得连自己都讨厌自己，但那又如何，我们执拗不过时代。就像李鸿章，就算做了伟大的汉奸，那也是汉奸，他已经把流芳百世的机会错过了，但他最终还是被历史记住了。 我们要记住这个人，《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一大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他的手笔，他间接地毁了中国。中国在那个年代被动地挨打，还需要被动地替打我们的人买单，领土、主权、利益等我们拥有且珍惜的都在流入列强的生命，中国人不为中国活，为他人活，再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也须得扣上汉奸的帽子。中国闭塞得太久了，久到分不清外交与交流的关系，交流是中国进入大航海时代不能逃避的课题，而外交是强国掠夺、欺压弱国的工具。 李鸿章凭借其杰出的外交才能与高尚的人格魅力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与大国斡旋，坚持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饮鸩止渴的以妥协换取短暂和平，类似于南宋的偏安思想，总相信豺狼是能用血肉填饱的，坚信公理正义是人心所向，并幻想着强国之间的分赃会使其内斗，削弱对中国的控制。《中俄密约》尽管让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但由此联合俄国，抗争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利益。“以夷制夷”彰显出纵横捭阖的新思维，在成为强者之前，弱者得先依附强者。 这是一个无序的时代，一个颠倒的时代，一个禁欲的时代，一个尴尬的时代，一个隐忍着痛苦的时代，当中国没有实力前，所要清楚明白的是不能反抗这个时代，而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这个时代。“弱国无外交”，而李鸿章还具备外交话语权则表示中国尚且不是殖民地，中国仍有希望。李鸿章比很多人都有能力，尽管他没有办法向列强说“不”，但妥协会让清朝活着。他用着拼命争夺的和平来实施中华复兴的大业，在挣得的稳定环境里，掀起不屈于命运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我敢打赌，在那个年代的外交事业上，没有人会比李鸿章做得更好。既然守是守不住的，那就应当把目光聚焦在不守的未来中。 但是，这种靠人救，靠启发公理的外交理念怎能在无情的世界立足，李鸿章的和平幻梦并未持续多久，而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的戕害累积起来，只等李鸿章与清廷一道走向末世时爆发出来。或许，李鸿章在乎的只是国家少部分人的利益，但其实中国也和世界一样，成就强大必要以弱者为祭礼。中国是列强斗争的棋子，又有谁会怜惜一颗棋子的死亡？纵横捭阖的前提是较强者的联合，中国还很弱小。李鸿章走的外交是中国官僚明哲保身的学问，也是翻云覆雨的权谋术，只是依靠此种争权夺利的小聪明仍旧无法挽回衰落的命运，真正的强大不是投机取巧，因为投机取巧只能获得短暂的胜利，而真正坚持走正道的人才能获得永恒的胜利。 何为正道？也许是人间无边无际的沧桑吧！我们是大地的子民，生于黄土地，就应该脚踏土地，勤勤恳恳地开辟出一条中国大道。而李鸿章之外交毕竟为中国之崛起创造了机会，赢得了时间，自然而然地，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救亡者。他将外交所体现的中国官僚标准模式应用到中国这片大地，一场划时代洋务运动由此响彻华夏大地。 在一个以剧变为主题的时代，不变即是死亡。中国畏惧西方，但更畏惧自己，他们习惯了天朝上国的伪装，不愿冒着危险来揭开真相，上层人安于享乐现状，下层人继续接受愚弄，这样不变的关系也是李鸿章等北洋大臣所希冀的，然而中国的大门已然打开，迄今为止，我们也无法将其关闭。凡是有爱国情感的人，都不会容忍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掠够了中国的子民，再附加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买单，他们会选择反抗，更会做好充分的反抗准备。 晚清时期中国政治活动中，有所谓的“办洋务”，应该是办理对外交涉，又是一种外交新途径。李鸿章这类历经对外交涉的开明地主，经历了屈辱的谈判，深切感知强与弱的悬殊，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差距的根源，大概就是这胜于双手的机器吧。洋务运动从自强延伸到求富，从抵御外敌入侵到为中国与自己敛财，步步深入，步步深刻，而李鸿章本人也以其翰林中的首要地位领导全国人民燃烧起学习西方技术的火焰。 李鸿章与其同时代人物推行的自强运动，其全盘建设目标是为了巩固国防，所以其军队建设项目最多，而各种国防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了挽回利权和增加收益，开煤矿、开金矿，兴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工商建设，又是必要之图。将这些目标和手段凑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李鸿章所创办的整个“洋务”运动计划。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一个个工厂突然迸发，改变了土地固有的黄色，取而代之的是灰色、黑色与白色。机器手工业正在瓦解传统手工业，它让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看到了无法抗拒的克星，人们离开土地，走向工厂，人们忘却传统，追逐利益，人们开始挣脱土地时代，展望海洋时代。 人才、机器乃至技术都是引入的，这怕是中国模仿习惯的起源。这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一个不落地成为中国觉醒的力量，向西方学习的起步由此展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源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但经世致用是上一次朝代更迭时的思想解放。“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人敢于睁眼看世界的创新，经世致用却始于封建旧制度无法适应于新时代的变革。经世致用是一种妥协，果真不同于君主一味加强专制的斗争，使得阶级对抗能在妥协中得以平衡。李鸿章的做法是新时代的妥协，对外对内妥协，向着清廷，向着地主，向着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在必须忍耐的时代，兼得总是不太可能，和谐更是遥不可及的。 众生要平等，但历史上的众生一直在斗争，李鸿章总有他的家族、阶级和国家要守护，它的对外妥协是为了更好的对内统治。整个“洋务”运动计划尽管踏出中国划时代的一步，但其本质是以变来维系不变。李鸿章是忠诚的封建卫道士，他所看到的差距只是肤浅的表面，而他所固守的是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伦理道德。李鸿章很开明，但也很腐朽，他很睿智，也很愚蠢，在他所设计的洋务运动中，以地主的思维模式来完成企业的建设，以国防的建设凌驾于赚钱的门路之上，以陈腐的管理来指导新兴的工厂。他是依靠着弱小的中国来作为其经济后盾，用着白花花的银子来要一个更强大的清王朝。 李鸿章是晚清大臣，他毕竟没有占据权力的制高点，他所作出的变革也必须在慈禧等顽固派的授意下进行，政治并未转向民主，只是允许改革，这样便成为同治中兴的方式。洋务工厂不是一个理想国，而是一个正在变与不变中寻求路径的缩影。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大背景下，洋务运动也掺杂着黑暗的成分向着光明走去，但其出发点错了，以后的每一步路都不能保证正确。李鸿章以妥协与斗争的双重角色在清廷顽固派与西方列强中变换，他拥有的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也涵盖了这时代的又一主题——矛盾。而此时的列强一直在观望，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一场失败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中兴”大业宣告破产。中国的战败让清廷的这场自救运动埋下句号，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而洋务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丑恶性质让中国社会更加失衡。李鸿章无法预见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也和中国一样处于懵懂的摸索时期，他接受西方技术并不是崇拜与认可，而只是畏惧。 新与旧本就是一体的矛盾，不可决裂，就像是人类每时每刻都想要抓住光明，但已然习惯了黑暗的一生一世，但在中国近代化尚未深化到足以将旧从新中分裂开来的地步，中国人仍要守着桑田，望着海洋。李鸿章后来的继承者们越发疯狂，也让这个时代愈来愈走向极端。晚清是乱世前的末世，但不是乱世，它为乱世的到来准备着条件。革命是乱世的重要特征，改革是末世的重要呈现，改革会以矛盾并存的方式让妥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斗争的因素便也蕴含在妥协中。洋务运动成在李鸿章，败也在李鸿章，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李鸿章用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奠定中华民族胜利的基石。 任何时候，总要有人迈出那艰难的一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者，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迟到的，至少迟到了二百多年，我们在明末清初就这样与世界的轨迹错过。但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依旧是完完全全的封建化因素，是时候了，是时候要与世界同步了，尽管经世致用也不符合当时世界的发展轨迹，但却是中国近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必须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来争取以后更大的变革与力量。李鸿章在一件事上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先驱都难以做到的，那就是和谐中庸的思想，和平在近代无法实现，但仍至少能存活。 力量唯有在深入积累后迸发才最有前途。但恐怕连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谁积累的力量，他看似是满清贵胄的忠诚奴仆，也像是西方虎狼之徒的附庸，也像是国家与人民的顶梁柱，但他是一个实实足足的汉族地主，也是一个晚清拥兵自重的最老军阀。再怎么看，李鸿章都会是一个极致的伪君子。正因为他是一个矛盾的人，才证明他会自己的矛盾而活。力量积攒在李鸿章等封建大地主手中，他们都没有用彻底，反而将力量转交给袁世凯等军阀。与其说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鼻祖，那李鸿章之流即为孕育鼻祖的母亲。 李鸿章在末世中并未找到中兴的道路，但他无意中开辟了一个乱世，让英雄与奸雄在乱世中共同谱写华夏新生的乐章。晚清末世，君权衰落，民心思变，关于“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言论再度找到契机，而后来也证明，封建帝制比封建地主制度先走一步。洋务运动作为地主阶级的自救更加形象。既然要做地主，就要成为最强大的地主。 中国和世界一样，一旦拥有力量，就能获得更大的力量。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发家几乎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在洋务运动的“自强”与“求富”中深化，地主变得强大，对人民而言，没有好处。李鸿章向西方学习技术起始于对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的绞杀。愈是近代的战争，武器的优劣与火力的强弱，愈居有决定性的胜负因素。与太平军的作战，自李鸿章法师洋人，改以枪炮装备所部各营之后，情势立刻发生显著的变化。而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提升汉族地主的地位，也让地方逐步具备脱离中央管辖的实力。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在走向衰落，地方分权的地主实力在走向强大，而这一切还是踩在农民的尸体上得到的。 从朱元璋到李自成再到洪秀全，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次次走向顶端，而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然是巅峰状态了，但农民起义却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快，这说明农民阶级的探索已经达到瓶颈。其实，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并无区别，当农民通过起义占有更多的土地时，他们也就成了新的地主。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矛盾，地主更不容许新兴地主的出现来分割自身利益，李鸿章等人靠着吸干小地主与广大劳动人民的鲜血上位，后来不断积蓄力量，终在清朝灭亡后向中国人民提出一个艰难的命题——割据混战。原来，历史环环相扣，早有因果，太平天国这第一次的国内动乱，竟像蝴蝶效应般纠缠着了中国近一个多世纪。 狠心的李鸿章万万没想到他改变中国发展轨迹如此之深，不错，他成功本色出演了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地主、大臣，执行过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也阻滞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没有他，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如果，时代总会安排一些不容于时代的人来实践着不寻常的事业，尽管他没有挽救中国之命运，但他的存在影响了中国的走向，他确定了一条无比艰辛却又充满希望的道路，即是从黑暗中走来，走向光明，又向黑暗中走去。 李鸿章之死，至今已有百余载，他在历史上的功罪，可以说已“盖棺论定”，但时至今日，关于他的论评，仍大有高下轩轾之分，誉之者称之为“东方俾斯麦”，毁之者倒称之为汉奸。但从他一生得失，总慨叹“他是春天的花朵，却要生长在秋天里”。一生紧紧抓住成功，一生尝尽失败的苦痛，他是时代造就的屠夫、伟人、强者，他的伟大早已映入时代的影子，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因为独立的人不需要时代提供的温性花园。他就是异类，又是凡人，承载着身为地主与近代中国人所必须应付的矛盾。 看不清、猜不透的人我们就用矛盾来解答，但是非、对错等一切区分俱为矛盾，矛盾促使我们不间断地反思自我，反思国家，反思时代，我们到底走的是怎样的路。我们对李鸿章的评判就是一种区分，他是活在一个缺乏光明的黑暗时代，他的失败是其在黑暗中摸索失利，他的成功是其在偶然抵达光亮的路灯下。不错，李鸿章，他是从黑暗中走来的人，至死也未曾走到彻彻底底的光明中去。他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永远拒绝等待光明，尽管黑暗教唆他犯的错甚至罪恶仍旧巨大，但他不悔且勇敢地追逐光明，这也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主题——希望。 希望是这世上很多人都到达不了的。这世上很多人都从黑暗中走来，但像是永远也达到不了光明的路灯，因为人在黑暗中走，我们畏惧自己会分不清路，会跌跌碰碰，像李鸿章的“行走”也伴随着自我与中国的谴责，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伟大的人探寻光明的信念。没有人不会犯错，更不会有人完美到无瑕疵，但因为人生与时代的不完美而选择放弃的，这怕是一辈子都是在等死。中国人是从黑暗与苦难中走过来的，广大人民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所出过的力以及所流过的血我们都不能忘记，无数人从黑暗中走来，摸索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一个黑暗时代的完结，走在黑暗中的人又进入了一个更伟大的黑暗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时代总不以对错为正道，这时代仍旧是强弱分明、利益至上，所以，我们要拒绝做懦弱的中国人，再尝一遍世间苦。如果这世界注定是黑的，那我们就把这世界踩死。 很多事情做了也不一定成功，但不做肯定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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