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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热衷于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 而他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 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怪才的根本原因。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在洋人面前向来表现出优越感。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 “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惟我独尊的不以武力而用智慧管理国家，为什么现在会遭到你们这些白种人的轻视和欺凌呢？因为你们发明了枪，那是你们的优点。” “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只知道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却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聪明的百姓。”
“当黄种人会造和你们白种人一样的枪炮，而且和你们射的一样准时，你们将面临什么呢？你们喜欢枪弹，你们也将被枪弹判决！” 【呛伊藤】 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招。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停留期间，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道： “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
辜鸿铭绝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演讲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演讲要二元。 辜鸿铭以独特的视角，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 “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臧否人物】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 “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 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清末大臣）作比较，结论是：
“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骂袁世凯】 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 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 “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 “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zhí）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jiǎn）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辫子】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 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是其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 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我之留辫不剪，纯属个人爱好和审美观的体现。”
【骂政客】 诙谐的人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 “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讽胡适】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授课时全在嬉笑怒骂，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 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讽刺胡适道： “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
“现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用词作文都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皇权论】 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 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这是为人所诟病处。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 “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时大声，并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
“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挑衅严复、林纾】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 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此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shū）。”严、林二人均在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 “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
【怪论茶壶茶杯】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于诙谐。 “纳妾制乃社会和祥的保证，是男人的安乐窝，怨女的绝育所。” “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 曾有两位美国女子驳斥辜鸿铭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辜鸿铭从容审辩，这便是众所周知的茶壶茶杯之说。 “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呢，其理相同。”
【三寸金莲】 辜鸿铭曾调侃女人的小脚。 “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有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 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谓他“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最为合适。 参考文献：《新文化与真文人》
(责任编辑：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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