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在发动工农群众参军参战的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川陕苏区，妇女有200多万，而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

 

旧社会的川陕地区妇女，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其地位之低下，劳动之繁重，生活之悲惨，较之男子尤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她们均受封建礼教束缚，一切屈服于男权社会，含辛茹苦，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川北民谣“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和“马有笼筒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就是对当时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川北农村还普遍有娶童养媳的习俗，更使妇女遭受翁婆虐待，挨打受骂。川陕地区的妇女处于哀告无门、走投无路的境地。

 

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广大川陕地区的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比如《妇女歌》里这样写道：“数千年来压迫深，犹如落进陷人坑。男人女人不平等，政治经济没有份。婚姻不能自作主，一切听从父母命。嫁鸡就得随鸡走，嫁狗随狗伴终身。”其他还有《童养媳歌》、《婚姻歌》、《放足歌》等等，这些歌谣对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普遍建立了妇女工作机构。为培养妇女干部，省苏维埃还办起了妇女学校，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

 

据成都军区党史办编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记载：到1934年，在川陕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1／4。除张琴秋以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张延福、聂焕林，省委妇女部部长姚明善、肖成英，少共省委妇女部部长吴朝祥，省妇女学校校长吴桂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雷明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王定国，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长李开芬等，均是川陕边妇女中的杰出代表。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战争的胜利、人们思想的解放，广大农村妇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大批男子参军参战后，她们一面参加生产突击队、代耕队，“加紧耕耘，不荒苏区一寸土地”，一面参加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支援前线。1933年冬，苍溪妇女响应政府号召，短期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下半年，川陕苏区妇女为支援红军冲破敌人进行的“川陕会剿”，仅9月至11月就赶做布鞋、草鞋和袜子30多万双。万源保卫战期间，大面山、玄祖殿两大战场急需的弹药、粮食、盐等物资，都是红江、赤江、镇巴的妇女日夜兼程送往前线的。

 

当年协助过巴中、通江、长池、仪陇四县地方工作的傅崇碧将军曾回忆说：“川陕边妇女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使我终身难忘：一是为保卫胜利成果，妇女们除了自身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武装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外，并再一次掀起母劝子、妻劝夫、姐妹劝兄弟参军的热潮，那时到处可以听到《送郎当红军》、《送子当红军》、《送郎上前线》的歌声。正是妇女们的热情鼓动和细心劝说，使得成千上万的男青壮年离开家门，加入了子弟兵行列。”

 

川陕苏区轰轰烈烈而又扎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色妇女武装成为必然。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成立。妇女独立营成立后，一面训练，一面接替主力红军担负守卫通江城的任务。1934年3月，在300余人的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到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随着大批妇女干部奉命到旺苍坝集中，又组建了妇女独立第二团，两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辖于红四方面军总部。其后，两个妇女独立团随军南下，几经转战，人员锐减。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对妇女武装作了整编，将身体合格的1000余人组成妇女抗日先锋团。

 

川陕苏区的正规妇女武装，除了上述妇女独立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外，还有总供给部的妇女工兵营、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省保卫局的妇女看守队、军直的妇女独立连等。

 

运输军用物资，是妇女武装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川陕省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在旺苍坝囤积的大批军需用品、贵重物资和重要设备需要向西转移。运输任务重，时间仓促，妇女独立团紧急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把物资安全运到苍溪县西部的永宁铺。旺苍坝与永宁铺相距约70公里，途中山岭重叠，小径坎坷，又逢连日阴雨，泥泞难行。战士们抖擞精神，连续战斗，肩膀压肿了不叫痛，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吃把炒米，渴了喝口溪水，终于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转运伤病员是妇女武装又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反围攻作战和强渡嘉陵江期间，以及长征路上，妇女武装多次参加这项工作。尤其在红四方面军战略西移的过程中，任务更为经常而艰巨。

 

1935年3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召集两个妇女独立团的排以上干部开会，动员指战员再接再厉，将总医院数千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在转运伤病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次，担架队在川西北马塘遭遇敌机空袭，战士苟秀英在炸弹呼啸而落时，毫不迟疑地扑向担架，保护了伤员，而自己却倒在血泊中。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粮食，靠吃野草为生，战士蒲秀英为了给伤员补充营养，四处收集马、牛的粪便，经过精心淘洗，从中选出未被消化的青稞，捣碎后和着野菜煮烂给伤员吃，自己却因长期饥饿，加上过度劳累而牺牲在路上。但是，妇女独立团指战员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胜利完成了任务。

 

造桥、修路，为主力红军开辟前进道路，也是妇女武装的经常工作。红四方面军进抵大、小金川，从马尔康到大藏寺的道路，被梭磨河截成数段。河虽不深，但却寒冷、流速快，部队徒涉困难。一个妇女连奉命架桥，战士们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战胜了激流，在深山峡谷间架起了几座木桥，沟通了道路。但当部队正要从一座桥上通过时，发现桥桩被敌人破坏，队伍拥塞河边。此时，敌机又凌空轰炸。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连长王学荣带领一个排，每人扛着一块木板，毅然跳进河中，迅速搭成一座人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受到了上级表扬。

 

妇女抗日先锋团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浴血西征

 

除上述任务外，妇女武装还参加剿匪，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剿匪斗争中，妇女武装获得了多次胜利。在巴中南地垭，一伙匪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妇女独立团奉命限期剿灭，部队抽出一个连的兵力，事先经过严密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一天晚上，妇女连预伏在敌人必经的路口，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开火，毙伤俘敌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省妇女学校妇女连在竹峪关地区清剿散匪，也屡屡获胜。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在长池、木门地区清剿土匪。一支地主武装在伪团总率领下，在木门堡附近负隅顽抗。妇女团集中了两个连，强攻加智取，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缴获步枪几十支和大批粮食、猪肉。在反“三路围攻”中，红七十三师妇女独立连在南江的三江坝、板凳垭、官路口等地，都积极协助主力红军阻击敌人。1933年4月下旬，红七十三师主力后撤至通江平溪坝，妇女连进驻磨盘寨。一天，侦察到一小股敌人将在晚上发动偷袭，妇女连配合交通队设伏于磨盘寨以西，给偷袭之敌以突然打击，全歼了这股敌军。

 

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参加的一次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理番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城关镇）。

 

1935年5月，一支妇女武装进驻杂谷脑镇。这里是藏民聚居地，当地一伙反动武装喇嘛与四川军阀狼狈为奸，凭借镇子西北的一座寺院与红军为敌。上级命令驻地妇女武装拔掉这颗钉子，扫除红军前进的障碍，并为藏族同胞除害。负责指挥作战的是王维舟、张琴秋。王维舟集合部队动员说：“你们虽然是女同志，但都是久经考验的红军战士，相信你们一定能拿下寺院，消灭敌人。”战士们表示绝不辜负党的信任，向主力红军学习，英勇顽强，打好这一仗。

 

鉴于喇嘛庙位于半山腰，墙高壁厚，不利于仰攻，王维舟、张琴秋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佯攻；一路从后面迂回包抄，适时投入战斗。入夜，战士们进入阵地，挖掘堑壕。次日拂晓，正面部队发起佯攻。敌人凭着坚固的堡垒和居高临下的地势，频频以步枪、土炮实施拦击。这时，红军的攻势并不猛烈，敌人误以为红军兵力单薄，就转守为攻，组织一伙匪徒冲出庙门。女战士们怕暴露身份，不大声呼喊，据壕阻击，远用枪击，近用手榴弹炸，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敌人不甘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战士们沉着应战，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入敌群。忽然，山顶传来冲锋号，迂回部队从山上压了下来。敌人遭到夹击，顿时阵势大乱，慌忙退入庙内，紧闭大门。傍晚，保卫局妇女看守队赶来增援。大家密切配合，一颗颗手榴弹扔进敌营。庙内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敌人大乱。红军乘势猛攻，用巨木撞开大门，冲进庙内，全歼了这股顽敌。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尔后组成西路军。自此，妇女抗日先锋团作为西路军总部直属的一支部队，踏上了艰苦的西征历程。12月，妇女抗日先锋团大部集结，随红五军进驻临泽城。随后，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随红五军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西路军总部特务团2800余人向高台进发，并于1937年元旦攻克高台。1月20日，敌人全力向高台猛攻，凭借着优势兵力登上城楼。妇女团三营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刀刃砍卷了就用石头砸；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时，就用拳击、牙咬，直到坠楼同亡。当冲进城的敌人疯狂追捕女战士时，顽强不屈的女战士有的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撞墙牺牲。

 

1937年3月，西路军余部2000余人向石窝挺进。妇女团余部担负掩护总部向石窝山撤退的任务。敌人以大股兵力扑来，突然遭到妇女团的迎头痛击。敌人再次攻击时，妇女团战士用枪托、大刀、匕首、木棒、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有的赤手空拳把敌人的眼珠抠了出来，有的用嘴把敌人的耳朵、鼻子咬了下来。几经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妇女团大部牺牲在敌人的马刀之下。

 

 

3月中旬，西路军余部一部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向西行进。此时，妇女团已不足300人。行至康隆时，又遭敌人袭击，大部被冲散，妇女团只剩下几十个人了。饥饿和寒冷的女战士在一起烧火取暖时，又被寻烟觅迹的敌人包围，全部被捕。

 

川陕妇女武装自1933年春成立，到1936年出川北上，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悲壮历程。她们战斗于大巴山区、嘉陵江畔、雪山草地、河西走廊，无论是在集中还是在分散的条件下，无论是在执勤还是在战斗的岗位上，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长征途中，总是满怀着对革命的壮志豪情，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她们建立的丰功伟业，将永远光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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