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近年。实际上，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根据当时掌握的部分史料，已向有关方面的领导提出过。

　　记得那是1962年秋天，在前门饭店连续举行三天审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约有十五六万字)会议上，我曾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它简单提到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提到了黄的“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文改革主张，以及“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但打头用来定性的话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产物”。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政治结论框住了文学历史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跟当时学术界对文学史料的具体发掘还很不充分也有相当的关系。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指主体由新式白话文写成，具有现代性特征并与“世界的文学”(歌德、马克思语)相沟通的最近120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古代文学，是由于内含着这三种特质：一是其主体由新式白话文所构成，而非由文言所主宰；二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并且这种现代性是与深厚的民族性相交融的；三是大背景上与“世界的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参照。理解这些根本特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分界线之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

(责任编辑：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