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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泉籍新华作家李龙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特征 李煜湄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摘 要: 近年来，新加坡华文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对日常生活的美学关照也逐渐成为新加坡诗人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家李龙作为新加坡新生代诗人的重要代表，其诗材多源于生活,李龙在把日常生活转变为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日常生活化了。日常生活与诗歌艺术间的距离在其笔下被解构,即使是细琐的场景也流溢着诗情。本文拟以李龙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在推动日常生活进入诗歌审美领域所做的尝试，探讨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在当代发生的审美取向的流变。 关键词: 日常生活审美化；李龙；华文诗歌 祖籍泉州的新加坡作家李龙，是一位泛舟商海和文海的成功者。李龙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福建南安九都，为第三代华裔,1964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肄业于南洋大学经济系，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募征主任、国际汉诗学会名誉顾问、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名誉社长、《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狮城吟苑》诗刊副编、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长等多职。在当代新加坡文坛上，李龙先生称得上是一位专注而高产的作家，各种文体都有涉猎，集中囊括了常见的各种体裁样式的作品，例如新诗、散文、杂文、随笔、小说乃至传统诗词等等，其中以诗歌和散文上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其仅诗集作品就有《只有浪涛知道》、《无根之花》、《热浪里的七颗水晶》、《燃烧的夕阳》、《生命的沉思》等多部，在读者中反响强烈。此外他还是一个积极推动新加坡文学和文化发展的热心人士，曾多次代表新加坡出席国际文学会议，进行文艺交流活动，为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新生代新华作家中的一员得力干将，李龙还是五月诗社的成员，五月诗社是当代新加坡华文诗歌的重要成果,其社员的诗多有丰厚的内蕴, 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又有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同时也不乏西方现代诗的技巧, 显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著名海外华文文学学者朱立立所说:“五月诗社是海外华人社会中规模较大、成果颇丰的诗歌社团,五月诗人创作量多质高, 值得海内外学者从宏观微观各种角度进行研究 。”以下，本文拟以李龙的《生命的沉思》、《贴在窗上的那一片天空》两部诗集为切入口，对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五月诗社后期创作审美取向的新变----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进行探究。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产生的原因及其背景 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荷尔德林曾说过:“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所谓“诗意地栖居”，即是说抛却刻板僵化的工业化生活，在艺术和诗意中寻求个性，寻找灵魂栖居的港湾。自从荷尔德林在诗中第一次提到“诗意地栖居”后，众多学者也陆续阐述过与此类似的看法，本文即将论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即以审美的眼光观照日常生活，这一理论最早由英国的传播学家费瑟斯通提出。他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务上”,追求的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1]费瑟斯通还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艺术和审美进入日常生活，被日常生活化。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大工业批量生产中的产品以及环境被审美化。这一理论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理论也逐渐被引入东方。在我国，“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讨论较早由陶东风等人发起，陶东风提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被打破，纯文学走向大众文艺，实用价值与审美结合。”[2]之后更多研究学者发表了相关理论和观点，引发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反思。而作为与中国文学有着紧密关联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日常生活美学的兴起，使得大量日常生活场景和世俗生活景致以审美化的方式出现在诗歌写作中，造就了一种平民化视角、平淡写实、温和内敛的诗歌叙事风格，这种趋向在李龙的诗歌中也有着突出表现，以下笔者将试从经济文化、新加坡文坛发展趋势和作家自身因素等三个维度对此进行分析。 （一）政治经济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社会步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如果说，工业社会是现代主义的生发土壤，那么，后工业化社会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滋生的温床。在后工业化时代，新加坡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学表达的疆域改变了，作家创作中放弃了“文以载道”的刚性叙述，不再关注英雄人物和崇高主题，而转向关心生活中的“小型叙事”。新加坡诗人郭永秀就曾指出：“历史文化固然可以入诗，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同样是绝佳的诗材。”[3]所以不少诗人便从之前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叙写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描述。 同时，华文教育走向衰落，华文作品的受众变窄，这种种问题也向处在转型期的新加坡文坛发起了挑战。文学创作已不再是艰深晦涩的精英文化，走下圣坛的文学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这些改变刺激着广大作家进行艺术转型，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日趋频繁，这种文学“世俗性”的转变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身。 （二）新加坡文坛自身的发展因素 首先是新加坡诗坛出现了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既有60年代的现代主义，又有在70年代占主潮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开始萌芽。同时，十几年的沉淀使新加坡文坛形成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存的格局，诗人各自的美学追求和共同的文化意识也促使诗人以开放的心态相互接纳，共同促成了诗坛的多样面貌。 其次是新加坡本土的文学共识。虽然文化格局呈现多样化，但诗人们却有共建本土特色文学的共识。《五月诗刊》曾在《只有乡土，没有主义》一文中说到：值得拥护的只有乡土精神，这才是我们的根之所在。要在世界文坛站得住，单靠追逐西方的落日是不智的，必须表现个别的独特风格，制造惊喜，使洋人刮目相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非认清传统，从乡土出发不可。[4] 在这种共识下，新加坡诗人承袭了前一代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有所不同的是，许多作品中的现实批判意识有所转淡，诗人们更多从日常生活中寻觅诗意。 再次是文学本体意识及唯美主义悄然兴起。8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文化多元化格局下，人们也越发重视个体化，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和审美性也不断增强，文学本体主义思潮兴起。不少作家创作活动更加纯粹，不再把文学与载道联系起来。诗人林方就表示：“创作产生理论而不必尾随理论，每个诗人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空间。”[5]在文学本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华文学也呈现出唯美主义情调。诗人后期的创作中常常写诗以自娱，不再关注形而上的终极探寻，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 （三）作家李龙自身因素 除了经济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势等外在因素，作家李龙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李龙虽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不可避免地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儒道思想确立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责任,使其始终保有着一份浓厚的现实情结，这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诗材常常与日常生活脱不开干系。其次，这也与李龙本人的性格、秉赋有一定的关系。在性格上, 李龙坦言自己属于温和内敛的一类人，不同于有些诗人的慷慨激烈或是狂侠浪漫，他可以说是充满艺术家气质的知识分子，因而很多时候他将诗歌创作视为一种充满个人化向度的艺术形式。但是，如果诗歌创作只拘泥于成为个人内心情感的传声筒，那未免过于狭隘。因而在80年代以来时代美学观念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李龙的诗歌创作也逐渐有了转向即是:从关注内心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得以审美性呈现。 再者，李龙是一个热爱生活，对日常生活有着敏锐感知力的诗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即强调诗人创作中不应失却赤子之心，诗作应出自真情。李贽也在《童心说》中说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无论是“赤子之心＂亦或是“童心＂，都强调了创作主体的本真的心灵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由于李龙自觉地将自己对于生活的思索融于诗歌创作之中，加之人到中年，生活也趋向冲淡和缓，不再有少年时期的冲动和青年时期的壮怀，因而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主要表现为:诗歌的审美视点不再单纯集中于对自我内心感受的抒发，而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诗歌情感也从工巧转为素朴，以散文笔法写出，有时甚至于直抒胸臆，意象的营构也不再追求隐秘晦涩……这些都可视为诗人以平常之心感悟生活，将个人的生命体会与传统的儒释道精神相结合之后的自然流露。其诗作也被赋予了一种灵动中有稳健，大气中见平实的气象。 李龙曾表示“泥土气息”和“生活感”是衡量诗歌创作好坏的重要准绳。一直以来，他也正是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底层大众，他的艺术神经总是敏锐感知着时代的脉搏和民生的喜乐悲欢。其诗作中与这方面相关的主要有两种题材，一种是针贬时弊之作，即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端进行解剖。另一种是对民生的关注与同情之作。可以说，对社会现实中丑恶一面的揭露也正是诗人对时代和民生的关注。前者体现出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后者则是人类所共有的同情心和诗人的民众意识。 有人曾提出:“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纪遭遇,构建一个以日常生活诗学体系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为文学清理家园也许是必要的。”总之，我们能够从李龙的诗歌中感受到他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同时诗意地再现生活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写作态度，这种审美偏向是内部和外部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是文学表现的需要，也适应了世界的思想潮流。 二、李龙诗歌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发现 和同时期的许多新加坡五月诗人相似，李龙在《生命的沉思》、《贴在窗上的那一片天空》两部诗集中所建构的情感世界，很多是围绕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自身的生命体验而展开的。一方面，他牢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重返现实，体味认识，在诗歌艺术这片净土中发现了诗意，开辟出一个富有世俗情调和人文情怀的经验世界，使诗歌重新回到生活底层的感性体验；另一面，他又立足生活，以一颗高度敏感的诗心，从一些“家常事”、“儿女情”中，不时迸发出对生命的哲思。他或任情随性，或陷于冥思，诗性与理趣尽在不言中。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彼此贯通，为其诗歌开拓出一个具有唯美色彩和人文情怀的世界。而李龙对于题材的选取，审美意象的捕获，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 “情”是贯穿诗歌的永恒主线。 80年代，学者李泽厚曾提出“情本体论”。他提到，生活与人本身的完整是人生的合目的性所在，是生命和生活的诗意化、审美化，而这种生活的意义与归宿只能在现实生活之“情”中寻找，人和人生活的完整性不可分割。这一观点不单是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想，更为个体生命提供了审美超越和意义探寻的可能。作为世俗生活中最为普泛、庸常的存在，情一直是世间永恒的主题，它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因着“情”的存在，日常人伦关系才带上了温情的诗意色彩。可以说，诗人李龙正是这种“情本体论”的践行者，他总能在这种庸常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关于爱和幸福的蛛丝马迹，真实和丰富的感情构成了他诗歌的主旋律。笔者以为他是善于以情为文的作家。在他的诗中，有对亲情的书写，语言朴直却感情深厚。如《母亲与燕窝》一文，堪称一篇真挚的主情之作，追忆了母亲在缺衣少食的年月,节衣缩食买燕窝来给子女补身体的往事，寥寥几笔刻画出一位勤俭持家的慈母形象。李龙先生在文末说，“那一罐燕窝，永远在我的脑海中，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又把母亲的这种爱，转给了我的孩子们。”燕窝这一意象背后那生生不断的爱的轮回，蕴含着一片未能尽言的拳拳深情，令人动容。除了手足亲情，也有不少表达真挚友情的力作。如《告别》一诗中，诗人以平缓中略带忧伤的语言叙写了自己在某一雨天送别即将远行朋友时，在路上的所思，他说:“幸而/雨不大/路不淹/在只是湿漉漉的路上/还能听到你哼着配合你足音拍子的老歌。”很平淡的几句话，细细品来，却不难体味出其中蕴含的默契和情意，面对即将远行的朋友，诗人没有太多的激烈情感表达，只在最后有些遗憾的写道:“我再一次在生日蛋糕上多添一根蜡烛/蛋糕却还是不能留你的那一块。”这一句看似打趣的诗行，却在言淡旨远的叙述中透着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和淡淡忧思。 当然，作为一个长期生活于海外的华人，李龙的诗歌中自然不可绕过对乡情的抒发。在他心中牵挂的除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对新加坡的深情也并不亚于对故土的眷恋。他熟知并热爱新加坡，总是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着岛国的一花一叶，红毛丹、甘榜、橡胶林.....这些充满异域色彩的景物都让读者感受到狮城跃动的生命激情，同时也能体会到诗人抒写这一切的那种亲切的“自家人”心情。在《岛国的沉思》中，他不无深情地说:“宇宙太大，世界显得太渺小了；世界太大，岛国显得太渺小了。然而用鲜血孕育、灌溉了的土地，就要用全部生命去保护她，希望她发出更迷人的红光。我愿做岛国花边的一棵小草。”另一面，作为心系祖国的华人,李龙也不时到中国大地走走看看，为它发生的巨变而欢欣鼓舞，然后以游记的方式，写下许多描写华夏河山的诗篇，比如《深秋的珠江》、《彩云霓裳的香格里拉》等均是诗人游览祖国山水之后写下的畅抒情思之作，诗句质朴中自有一种自豪之情。透过这些诗篇，我们不难发现李龙的散文诗中那至真至情的情感倾向。 （二） 在生活小事中找寻诗意。 在世俗的平凡生活中，到处都有诗意。有话道是，“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李龙笔下不少描写生活琐碎的作品，却都呈现了画般的意境，体现了其创作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生活是创作之源，李龙可谓是深谙其理。我们常常可以在他的文中发现他的生活足迹，他就像记日记一般，把一些日常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把每一处心情铭记。正如他自己说，在新加坡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并没有大块的时间来写长篇大段，但可以利用点滴时间，见缝插针地写作。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少少许胜多多许。《结霜桥旧货市场散记》就是作者在某天偶然路过旧货市场时心血来潮时所写的。“那日/踏着夕阳而来/恍惚寻找时光的倒流/满尘的足迹/却深深留下了过客的眷恋/挥之不去的铜臭/刮之不去的斑痕/等待着慧眼的赏识/重新漫溢出生命的梦幻。”李龙把自己逛旧货市场的所见所感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你似乎身临其境，好像你也和他一起在旧货市场，看着那些携有历史陈迹的旧物，在等待识货的买主。不过寥寥几笔，却将这种日常生活的琐事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厚重感。在另外一篇诗歌《食面小记》中，作者写自己在一家历史悠久的招牌面馆吃了一碗热汤面的经历，他说:“今天才知道/一碗面里不止有/芹菜香油/还有个大乾坤/吃下这碗面/我的腹中/就有个大世界。”虽是打油诗般的俏皮诗句，但读者够细心的话，却不难悟出其中的深意:做人和做面是有其相似之处的，人的一生也需要熬去浮华，煮成韧劲，才能品出生活的咸淡，获得生活真谛。不单如此，一碗面中还糅合着待人处事的态度，就像面馆老板说的，“开面馆、煮面条是在做事业，要在事业上有作为，必须下苦心、肯钻研。”他认为，小小一碗面出自他手中，送到客人的面前，要让双方都得到享受、都高兴才行。正所谓“碗中天地宽，面里乾坤大”,吃面这样一件日常小事，在李龙笔下却衍生出这么多哲思，这些琐碎的生活画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美。 (三)对自然山水的诗意体察 李龙的诗中，写景的作品占有极大比重。他的山水诗学步王维、崇尚老庄，不少诗作在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中，渗透着一种老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显露出一种“我化自然”的创作姿态，他指点江山，在山水间快意徜徉，从现代日益物化的病态中抽身出来，让自然的清新之风慰藉一颗躁动的心。就像他在诗《心随自然》中说的，“心随自然/就会繁花怒放/灿若云霞/然后/撑起掌心/那掌心是饱满的。”在这首小诗中，李龙以一种轻快的笔调，写了自己置身自然中，眼望碧山秀水,耳闻鸟语虫鸣,不知不觉中摆脱了心之行役，感到“一缕返朴归真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是一种主客体愉快邂逅的美，由此，诗人也成为与大自然唇齿相依的 “大地之子”。中国古典诗文素来重视建构意境，李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追求意境美。所谓“意境”是情景交融的产物，是主体心灵对外在景象的映射。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莺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7]在李龙的另一篇短诗《山与浪》中，虽然全诗只有短短六行, 却连续出现了“浪”、“星月”、 “山”、“平原”多个自然物象，通过多个意象的叠加，李龙在简练的语言中，向读者展示了这些自然物象之间所蕴含的物物互动的哲理奥秘,自然生命在此自在涌现，达到语新意妙的境界:“浪起/因为/星月落下/山走/因为/平原来了。”(《山与浪》）。诗人不以“我”的角度观物，而是“以物观物”，大自然得以呈现出它最为天然的形态。 王国维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8]在李龙的山水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很多就体现了一种造意之妙，自我与意境浑然一体，体现出一种“无我之境”。当然他的诗中并非真的“无我”，而是将自身完全寄情于山水，诗人的性灵就会融入山水间，物我之间产生深切的通感交流，这也就是“无我之境”的哲学底蕴。因而我们读他的诗，不时能感受到一种若有若无的禅味，禅意在这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探寻世界的思维模式，以《林中小屋》一文为例:“树影幢幢/落拓荒野的寂寞/没有可炫耀的财富与宏愿/只有宁静和纯朴/寂寂空山/羊肠小道上能否传来䠂音?” 没有太多绚丽辞藻，只消寥寥几笔便写出山中的空灵，诗人心内的恬静与山中的宁静顿时跃然纸上，最后一句似化用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写自己足音的回荡惊扰了幽静的山谷，这样用声音来以动衬静，更表现出林中小屋的恬淡幽深意境。 (四)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李龙深受儒家“士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他的诗歌创作继承了自杜甫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高扬着人道主义精神，他总是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着这个社会，他所关注的问题几乎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字里行间都透着一个知识分子深深的人文关怀。哪怕是乡间生活都可以引发他的诗思，这些作品不单是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咏叹，有的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体恤和同情之心，表现了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他的《播种者》塑造了一位饱受人世沧桑、日晒雨淋的农民形象，诗中写道:“那一对凹陷眼窝里/像充满滴血的云彩/标上沉重脉搏/晃着温热的跳动/播种者/一颗苍白的心/一滴汗血/一滴辛酸。”这细腻的肖像描写下劳动者的苍凉形象，真实朴质而有感染，夹杂着作者对劳动者由衷的敬重和感慨，透出作者对劳动者劳苦生活的悲悯、体认与同情。由此，诗人更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巧妙结合，寄托了诗人对农民坎坷命运的严肃思考，极具现实深度。此外，李龙也注意到了现代化都市文明下的种种弊病，“社会不公”、“人心淡漠”、“文化的失根”等，他也毫不避讳地让这些丑陋面成为他创作题材。当然他的用意并非仅是揭示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警策世人，已期达到变丑为美的目的，这也是他抑丑扬美的审美理想的突出表现。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哲思甚至上升到对整个世界和历史的关怀和思索的层面,这里要提到李龙诗歌创作中独特的一面，即知性的抒情。知性抒情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方法, 指抒情中追求理性的思考而扬弃一味的感伤。《用土地凝成的心》一文就体现了这种表现方式，这是一篇为纪念日军大屠杀死难者而作的诗，全诗没有过多地着墨于抒情和感伤，更多的是对这段屈辱历史的审视和思索，诗人知性的抒情也融于硬朗的诗句中。面对那曾经“饱受侵略者蹂躏的土地”和“许多生命的离愁”，诗人心中的怒火难熄,不禁要高喊“放下你的鞭子，让罪恶暴露无遗”。但诗人转而又说，这片饱经风雨洗礼的土地上的人们，而今要实现对历史的承诺，“让天空重新有无上荣光”。在此，读者的心灵得到了震撼，诗人的创作目的也得到了实现。《母亲的地球》是另一篇为亚洲海啸而写的文章，作者在这首诗中讴歌的是海啸中人和人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的大爱之美。这首诗中，诗人充分运用了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法，如将海啸过后的满目疮痍形容为“母亲黯然失色/带着迸裂的心/颠簸在蓝天的苍穹/月亮阴霾/群星摇晃。”经历灾难后，人与人之间那种深沉的大爱又被诗人深情地形容为“亲情的巨桥/编织成爱的彩虹/让劫后余生的大地儿女/重新展露笑容。”透过这些情志交融的兴象，诗人以深沉的爱和火热的心对真善美进行由衷的赞美，达到的正是他诗歌抒情世界的最高层次———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一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李龙的诗歌创作中渗透着人文精神。 （五）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探寻及对生命的感悟 受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影响，李龙诗歌中也不乏一些带有“私人化”倾向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诗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探寻。其中既有庄禅思想中的“逍遥”、“自然”的因子，又有佛家的“空无”、“顿悟”的意趣，例如，在《生命的沉思》中，诗人如是说:“或许要斟上一壶美酒/对酒而歌/步伐踉跄/是灿烂/也是沉沦/或许要星星算计一生的得失/名利如何/放眼四望/是现存/也是云烟。”诗人在这里的所要表达的，似乎正是李白那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万丈，纵酒而歌，来一次淋漓尽致地抒发，以乐观的态度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同时，诗人置名利于身外的旷达，正体现出老庄思想中那种以逍遥之道自我解脱以及对“本我”的追寻与坚持，可谓是大开大阖的豪气之作。而在《似无路》一诗中，作者则流露出了对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玄思，这大体是受到佛家“空”的意境的影响。全诗始于“梦”，终于“梦”，表现出了一种人生如梦的意味。“别去数过去的足迹/别去回忆回忆曾经有过的梦/梦醒了/梦破了/梦碎了/一切都结束在梦里的等待。”诗人身在异国他乡、在人生颠簸中深深感受到人世变迁的沧桑、命运波折的无奈以及人世无常。因而，在一个恶梦醒来后的夜晚，诗人回顾过往经历后，如是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慨叹人不过于轮回中到尘世走一遭，经历悲欢又匆匆离去。但这类作品所占比重不大，作者的大部分作品都传达了积极向上的奋进之情。如在《遥远的路程》一诗中，李龙写道“遥远的路程/像一首老歌/轻轻飘扬/然后/沉淀心底/悠悠回响/过往的情结/回音依旧灌耳。”由此，诗人向我们传达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即生活中虽会经历困难挫折，品尝成功或失败的滋味，但在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经历本身，每一段经历都是生活的小插曲，值得被珍藏于心中，成为往后人生中时不时被哼起的旋律。这些冲淡平和的诗句，融合了哲理和自身真挚的感情，不愧为有韵味的佳句。 在李龙的这类作品中，我们发现他的诗中充满了一系列极富意蕴的意象，众所周知，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灵魂，西方的意象派鼻祖庞德也为意象下定义为:“‘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表现的是在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它还是“任何一种内心冲动所获得的最充分的表现或解释。”[8]因而，我们通过这些融哲理与情感于一体的意象，也就不难从中窥见诗人对生命和人生的独特思考和体悟。这里尤其要谈到李龙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路”和“绿”两种意象。首先是“路”的意象。如在《寻踪》、《赶路人》、《曲折路》等篇章中，“路”作为贯穿其中的线索，或是实写，或是虚写，都各具特征。既有精神上的探索之路，亦有展望未来的希望之路，也有人生两难的迷茫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路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力的象征------上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路途中的漫游也寓意着对人生的思考和探求。路是诗人的“流动课堂”，路上的经历总能为诗人带来各种不同的情感体验，这些经历又能为诗人提供无限诗思。“路/已走过一大段/平坦/顺畅/曲折/蜿蜒/在路上留影只在明亮时/白天/炽热的阳光烙烤/黑夜/魑魅的星星冷视/路/还是永恒的向往。”(《路》) 在这首诗中，“路”就被诗人赋予了一种人生道路的象征意蕴，诗人在这里或许正要说明的就是:人在路上，必然有诸多可能，而荆棘丛生的时刻总是占大多数。“走路”，就是对自我的挑战，但生命的内在命令就是向前走，希望不一定在终点，希望就在脚下。总之，“路”就是一切，平坦在其中，曲折也在其中；当然，勇气之源亦在其中。如果说，《路》这首诗还只是作者对“路”这一意象的存在意义的哲思，那么，在《寻踪》中，诗人就借“路”向我们表露了他对于人生的进取态度。他说:“昨日的路/已就如昔/浩瀚狂澜/后浪推前浪/生命还未结束/为探一个结果/ 尚须努力。”这种探路式的走其实和屈子那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蓬勃的生命就是要不断向前追寻”，这就是《寻踪》中作者所要传达出的生命哲学。其实，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是跋涉者，路、走、希望三者总是联系在一起，只有走在路上，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明白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龙的散文诗常常能让人读出一种斗志昂扬的基调。 其次是象征着善与美的“绿”的意象。在众多的颜色中, 李龙最喜欢绿色。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对绿的喜爱，他不仅写绿草、绿树、青山,连窗台边的一角也被他称为“绿角”。李龙诗中的文学世界无疑是一片绿的世界。在他看来,绿就是无限生机的象征，“尽管五颜六色/缤纷灿烂/整个大地/还是绿在风中带出生命的生机。”(《绿染生命》) 不仅如此，李龙还欣赏绿的独特个性，“我终于发现了/绿并不在乎人们是否喜爱/它还是只为它自己的绿而活着。”(《向绿叶许下的诺言》) 作者从绿的世界中获得人生的启示, 通过绿这个意象，他建构起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艺术世界。又如在《榕树阴影》一诗的开头，李龙就写道:“纵然是/女娲补过了/还是割据了半边天/倚着根儿/弥漫于天地之间/冲着自己的身躯/把本来可以绿油油的面庞/映成一片阴影。”榕树，作为生活中常可见到的植物，李龙却能在榕树的阴影中敏锐地捕捉到它那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心自己受炙烤而为万物撑起一片清凉的绿荫。李龙笔下的榕树也正是诗人眼中善和美的化身。 总之，李龙用诗笔告诉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处处有诗，它在回忆里，在散步时，在吃饭中，在读书、旅游中.....在平常生活的点滴中，只要你拥有一双发现诗意的眼睛，而李龙就这样用自己的诗再现着这一时代的凡庸生活，体现出新加坡华文诗歌在当代发生的审美取向的流变，他的诗也为新加坡华文现代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研究范例，因而也更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探讨。 三、结语 在中国的诗论中，对诗歌境界的评价历来有“小我”、“大我”、“无我”几种。抒发个人情感称之曰“小我”，抒发对社会、民生关怀之情则曰“大我”,而把主体隐于客观事物背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传达出主体的个人感情、达到物我浑融则曰为“无我”。按这种标准来看，笔者认为，诗人李龙作品中已包含了以上三层境界，从“小我”到“大我”再到“无我”，逐层深入，不仅是诗人自我创作经验的不断成熟，也清晰昭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向在新加坡华文现代诗发展中不断前进的轨迹。总的来说,这种现代派诗歌审美关照视点的位移，移走的是诗歌创作的功利性,找回的则是自至情至性的诗歌美学本质，揭示了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影响下那种来自生活深处、充满真情实感和独立人格的诗性的回归。这种诗性的回归,并不是华文诗歌人文传统的失落,而是诗歌人文传统的在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这种新局面,既适应了新加坡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的需求,也符合诗歌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加坡华文诗歌在几经周折后正向着正确的审美轨道行进着。 参考文献: [1]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6 [2]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3] 郭永秀.现代诗与现代派[J].五月诗刊，1992(17):1。 [4] 五月出版社.只有乡土，没有主义[J].五月诗刊,1985(9):1。 [5] 林方，《五月抒情诗选》·序[M].新加坡：五月诗社出版社1998:1. [6]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五十二条，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 [7]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三条，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 [9] 林骧华:《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李龙.生命的沉思散文诗集.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2001.11 [11]李龙.贴在窗上的那一片天空.新加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李煜湄,女，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华侨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古大勇教授。
(责任编辑：韩昕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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