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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底是怎么去争夺，里面却有很大学问。
山东辱母杀人案，由于事件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涉事人员身份鲜明，外加调查记者细节描写残忍逼真，这件事在几天内成为了新闻爆点。截至现在，南方周末的调查稿件已经超过一千万的阅读量。其他各类自媒体，因为这件事，至少写出了20篇阅读量10000+的文章。
然而，写了这么多，事情越写越乱，事件的意义被越写越小，能够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窄。
一开始，网民愤怒，愤怒于黑社会横行霸道，愤怒于政府机关与黑社会勾结，愤怒于基层治理溃败，愤怒于杀人者面对黑社会时受尽凌辱，愤怒于法院判决不公，愤怒于经济下行各种企业资金链断裂，愤怒于农民孩子身首异处不敢喊冤。
辱母杀人案的杀人者于欢，将这个社会最急迫、最恐怖、最普遍的矛盾和焦虑，一刀捅破。他非常不幸，时代纠缠的各种矛盾把这个人捆绑起来，逼着他唯有用鲜血和暴力去回应。
与此同时，中国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黑社会威胁，这不是拆迁户常常碰到的事情吗？被警察系统（背后代表的是政府机构）所抛弃，这不是底层农民和工人普遍的感受吗？融资困难，走投无路，这不是经济下行状态下各种创业者、老板、经理的共同遭遇吗？
最关键的，黑社会老大吴学占，手里有一个一千万的公司。于是，警察系统就成为了这个拥有一千万的老板的合伙人。
大家都怕了。
那种对于富人控制一切，为所欲为，毫无人性的恐惧，这几年频繁被提起。“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幽默的表情包。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切身感受到的噩梦。
在社会底层，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人们对于欢的判决感到愤怒，实际上同时是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愤怒。人们看着于欢，就像看着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
这个时刻，是群体意识觉醒的时刻。这个时刻，一个接一个的人，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们这一群人，原来都是一样的。一个云南农民，在这一刻，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山东被黑社会凌辱的母亲没什么不同。一个山西煤矿工人，在这一刻，发现自己和于欢一样被人所折磨。
这时候，某些人也怕了。
但是舆论形势已经造成。
这些人不能再用雷洋案一样的拙劣手法去删帖。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再动用环球时报去洗地。地上全是血，洗不干净了。但是，这些人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删不了贴，洗不了地，那就煞费苦心地来引导辱母杀人案的舆论风向。
而引导的办法，就是将事件无限缩小，限定在一个最小危害的讨论范围内。将每一个讨论者，都带入到繁琐的微小细节当中，将正在被勾连起了集体意识，拆解为不同群体对于欢个人的争论，再将各种各样的愤怒情绪，引导到情理与法律二元对立的愤怒当中。于是，时代的焦虑就又一次被隐藏。
地上这滩血是洗不干净了，但是可以让所有人都去盯着地上那把刀，分析刀的材质，沾血痕迹，持刀者的指纹，就是不允许你去看那滩血。
这是一种高超的争夺舆论的手法，虽然是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法。
南方周末的报道刚出来时，讨论方向非常多元。我看到有骂黑社会的，骂警察的，骂基层政府的，甚至有上升到非常大层面来讨论黑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当然也有讨论于欢该如何判决的。而现在，虽然各种各样的公众号都在蹭热点，但是讨论方向已经被归结到人情与法律之间的二元对立和于欢的判决结果。法律、正义、安全感成为了高频词汇，而不再是警察、黑社会和政府。
《人民日报》、《澎湃新闻》、《侠客岛》、《环球时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 这些发文章的党媒，亲一色走的这条路线。缩小舆论讨论圈，范围控制在两个最无害的层面。
通过标题就可以感受出来：
几乎都是法律与正义的问题。黑社会？官商勾结？警察被收买？基层溃败？这些关键问题全都被刻意忽略了。当几个重量媒体全部把矛头指向法律问题时，任何一个受众的思路都会被牵引到这个议题上来。
自由资本控制力度较强的那些媒体，《新京报》、《人物》和南方系，虽然措辞十分激烈，但是也丝毫没有跳出（也不打算跳出）这个舆论宣传风向。我甚至隐隐觉得，这些媒体可能收到了统一的宣传方针要求。
大量有影响力的自媒体，特别是很明显被某些人收买了的媒体，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宣传方针。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舆论引导。但同时，这也是极为恶毒的舆论引导。
因为，如果不讨论黑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那么，黑社会老大吴学占被抓后，云南、山西、新疆的黑社会老大依旧为所欲为。如果不讨论高利贷和融资困难的问题，千千万万的吴学占依旧张开虎口，悄无声息地等待着平民百姓。
我刚刚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手在抖。现在过了两天了，恐怕需要抖一抖自己的脑子，把那些宣传方针灌到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倾倒干净，面对鲜血，思考鲜血倒映出的重重困境。
这些困境绝不是法律与伦理的两分法那么简单。
(责任编辑：人人文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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