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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感应篇》：从神效到失效 ——贾府二小姐和吴家四小姐人物性格命运比较谈
北塔
本文原载于《名作欣赏》2022年第4期。 摘要：茅盾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有现实社会中的原型，但《子夜》中的吴家四小姐蕙芳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与其说来自现实生活，还不如说来自《红楼梦》，即贾府二小姐迎春。首先把两人勾连在一起的是她们俩都曾迷读《太上感应篇》。此书对两个人的性格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两人的性格都懦弱而自闭；不过，有点区别，迎春木讷，没有达到病态；蕙芳已有病态，但心思尚活。因此，迎春无可救药，迎来的最后结局是被自己的丈夫折磨致死。而蕙芳获得了拯救，走向了新生。拯救她的是革命者也是新女性的代表张素素。两个人的命运之所以一悲一喜，是因为两位作者对《太上感应篇》（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态度截然不同。曹雪芹的态度是肯定中有否定，茅盾的态度是全盘否定。茅盾认为，只有革掉《太上感应篇》所象征的封建思想的命，现代文明才能起始，被《太上感应篇》毒害未深的青年人才能得到拯救。由于时代思想局限，处于超稳态全息性结构的封建社会语境中的曹雪芹能对《太上感应篇》有所否定已经相当先进，只有一只脚踏入近代文明的革命作家茅盾才有胆识搬掉那压在四小姐头上的大山似的《太上感应篇》，使她得以“起死回生”。 关键词：《太上感应篇》、《红楼梦》、《子夜》、贾府二小姐迎春、吴家四小姐蕙芳 一 很多人都知道，茅盾先生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于是，不少学者研究《红楼梦》对茅盾创作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子夜》的影响。其中专文有：刘锋杰的《﹤红楼梦﹥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项文泉的《﹤子夜 > 对＜红楼梦 > 结构艺术的借鉴与创新》（载《湖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张珍珍的《论﹤红楼梦﹥对﹤子夜﹥的影响》（载《文学教育》（下）2016年第12期），刘宏彬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简论﹤红楼梦﹥对﹤子夜﹥的影响》（载《邢台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和李光嵘的《﹤子夜﹥受到的﹤红楼梦﹥影响》（载《红河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等。不是专文，而论及这一话题的各类文章就更多了。兹不赘述。 多位学者论述过曹雪芹影响了茅盾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李荣华在《﹤红楼梦﹥对茅盾创作影响研究述评》（载《戏剧之家》2014年第9期）一文中概括了《红楼梦》对茅盾创作的五个方面的影响：“总的看来，茅盾在创作中对《红楼梦》的学习与借鉴可分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艺术手法的使用、叙事模式的模仿、写实主义的运用五方面。” 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被排在第一位。李荣华还介绍了陆文采和王建中等在这个具体话题上的论述。 笔者注意到，至今尚未有人论述过贾府二小姐迎春和吴家四小姐蕙芳这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她俩的相关性其实是最明显的，因为这两个少女都来自封建优渥家庭，都酷爱《太上感应篇》。有人论述过迎春的性格和命运与《太上感应篇》的关系，也有人论述过《太上感应篇》与四小姐的父亲吴老太爷的性格和命运的关系；以笔者所见，周爱华的《﹤子夜﹥里四小姐的“精神焦虑”透视》（《创作评谭》2006年第5期）比较生动而且深刻地论述了四小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杨俏凡的《论﹤子夜﹥中﹤太上感应篇﹥意象的独特意蕴》（《凯里学院学报》第3l卷第4期，2013年8月）论述了《太上感应篇》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在现代文明面前所遭遇的毁灭命运，也谈到了这种文化对四小姐的性格的影响。但从未有人从《太上感应篇》的角度比较讨论迎春和四小姐在性格和命运上的同异。 二，曹雪芹和茅盾对《太上感应篇》的态度或评价之异 1，《红楼梦》作为《太上感应篇》之注脚、疑窦及有限否定 《太上感应篇》被称为“古今第一劝善书”。这是一部“三教合一”以道教为主的书。从上到下，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言行举止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太上”“感应”这些概念基本上属于道家范畴，而且其劝善的目的是“成仙”，因此它首先是一部道教书。周作人说：“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 《太上感应篇》书中的“感应”也可理解为“报应”，因为里面充斥着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道教和佛教本来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宗教，但在中国，总是被往下拉，被世俗化，从而与“经世致用”的儒教“苟合”，《太上感应篇》也不能免俗，顺应了中国人心中最强固的福禄观念。 《红楼梦》开篇出场的人物是一个道士——释道合一的“空空道人”，“空”和“空空”是佛教概念，居然用作“道人”的帽子。《红楼梦》的佛教主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色空观”，即“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二是“报应观”，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色空观”是贯彻全书的，那是曹雪芹看破红尘的思想结晶。“报应观”却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复杂，甚至矛盾。 一方面，《红楼梦》多处为《太上感应篇》所说的“因果报应观”做注脚。有人说，曹雪芹的报应观来自《金瓶梅》；笔者以为还不如说来自《太上感应篇》，因为《太上感应篇》代表着中国古已有之的而且最广泛的集体道德意识；或者说，《金瓶梅》的报应观也来自《太上感应篇》。《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1599―1669）在本书自序中评论《金瓶梅》说：“《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报应观”本身就是儒释道三家都有的思想，只不过，佛教最为强调。 我们来看一个《红楼梦》为《感应篇》做注脚的例子。《感应篇》开篇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意思是说，祸兮福兮，都是每个人自己造成的，有因必有果，而且因果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相应的。《感应篇》出现于第73回，没有明确讲这个观念与人物和故事的关系。但从第73回到74回的叙述内容来看，就是在暗合这种观念。晴雯给贾宝玉出主意，让他连夜装病，以免被贾政责罚他不用功读书。她借口宝玉得病的原因是怡红院里半夜进了人。没想到，精明的贾母听说宝玉被吓坏，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探春回禀说，最近府里兴起赌博之风，意思是说不定哪个赌徒溜进了怡红院。这时，碰巧傻大姐误拾上有春宫图案的五彩绣春囊，交给邢夫人，邢夫人传之于王夫人，王夫人问责于凤姐，凤姐献计：以查堵为名，暗访春囊来源。三人一致同意的主持查访的人选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那王善保家的器量小，又不是善茬。平日里她对大观园里的丫鬟们就有意见，因为她们不大逢迎她，尤其是晴雯仗着才貌双全，而且出于直爽，没有少“得罪”她。于是，她开始“公报私仇”，在王夫人面前诬告晴雯。王夫人平常就对晴雯不满，因为晴雯是最不像丫鬟的丫鬟，不仅才貌堪比小姐，连脾气也向小姐看齐。于是，王夫人以王善保家的“谗言”为把柄，从宝玉身边赶走了晴雯，最后导致晴雯屈死。这一圈连环事件可以说由晴雯起意而起，到晴雯命终而终。曹公无非是想要告诉读者，晴雯最终遭遇的惨祸是她自招（召）的，不是超自然的因果报应。 但是，曹公未必全部认可《感应篇》的所有价值观。他也写了一些与“因果报应观”不符甚至相反的事例。迎春是贾府四大小姐中也是金陵十二钗中最善良的一个，她从不陷害人得罪人，即便被人得罪了，她也选择息事宁人，与人为善；但她的遭遇最惨，被她自己的丈夫孙绍祖家暴致死。这是“好人不得好报”的例子。孙绍祖呢，“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被公认为《红楼梦》中的第一大恶人，但对于孙的结局，书中没有交代。笔者认为，那不是曹公的疏忽，而是故意这么设置的。假如他写孙不得好死，倒是大快人心，符合“恶有恶报”的所谓常情。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曹公是不会为公众的常情而去牺牲乃至伪造事实的。假如他写孙颐养天年还善终呢，那么，大多数读者可能不答应，觉得有悖常理，甚至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为了不违背现实，又不伤害读者，曹公只能选择“不写”。这不写的背后所隐藏的一半的意思就是“恶未必有恶报”。 因此，我们可以说，曹雪芹对《感应篇》那一套堂而皇之的义正言辞的态度是将信将疑。 2，《太上感应篇》作为《子夜》之注脚（或反面材料） 我们再来看茅盾如何看待《感应篇》。在《子夜》里，《感应篇》是与吴老太爷一同出场的，而且其出场的方式颇具戏剧性和滑稽感。吴荪甫亲自去码头用他的豪车接上吴老土财主： 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 …………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了的微笑。 ——（《子夜》第一章） 接下来是茅盾以全知全能的作者身份直接出场，对吴老太爷紧抱《感应篇》的形象展开嘲讽性的评价：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了《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祖若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感应篇》罢？然而自从伤腿以后，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儿跌丢了；二十五年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二十五年来，除了《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与子的冲突”又在他自己和荪甫中间不可挽救地发生。而且如果说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执拗，那么，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书斋便是他的堡寨，《感应篇》便是他的护身法宝…… ——（《子夜》第一章） 在近代比较西化的茅盾眼里，吴老太爷和《感应篇》无疑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糟粕的象征：封闭、狭隘、僵化、腐朽、顽固、龟缩和反动。吴老太爷的善其实是伪善。他年轻时也号称投身革命，其实是投机。当他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他连伪善的面具都会撕下。而伪善不仅不能通向善，甚至与善背道而驰。当他自身受到伤害，他就会由革命骤变为反革命，成为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他的死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当那个有点不着调的诗人范博文得知吴老太爷仙逝的消息时，带着一半诅咒一半预言的口吻宣称： “我是一点也不以为奇。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子夜》第一章） 范诗人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吊唁，不如说是庆祝，庆祝旧中国的旧人物、旧事物的灰飞烟灭。这是作者茅盾借由自己书中人物的嘴的发声。也就是说，茅盾对《感应篇》的态度是激烈的激进的全盘否定，《感应篇》对于中国人思想的现代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吴老太爷这样抱残守缺的人物不仅无法自救，连被拯救的可能和价值都没有。革命者可以一任其灭亡。 茅盾这一对《感应篇》的决绝态度可能来自“革命元勋”章太炎。章在1906年发表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中说： “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他所求的，只是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账的《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 在这篇具有高度煽动性和浓厚情绪性的公开演讲里，章太炎用了好几个程度很高的贬义词来咒骂清末民初通行的佛教，并认为《感应篇》虽然不是主凶，但是主要的帮凶。他责骂这篇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关乎世道人心的古今名文“最混账”。这篇演讲之所以如此情绪化——类似骂街，是因为章太炎当时刚刚由满清政府的监狱里出来，满肚子的怨愤导致他破口大骂。 茅盾作为革命作家，他没有深究《感应篇》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来说哪些是合理合情的、哪些是不合理合情的，他只把《感应篇》当作过时的反动的思想文化的象征，只希望吴老太爷和《感应篇》一起速朽。不过，他也清楚认识到，吴老太爷其实只是《感应篇》之道所成的肉身之一，正如书中的经济学家李玉亭在吴老太爷临终之际所说的“内地还有无数的吴老太爷。” 老太爷这样‘古老的僵尸’被风化了，被火化了；但是，他们的灵魂——那使他们之成为他们的核心要素的《感应篇》还在。《感应篇》作为思想的僵尸不仅僵而不化，而且还会借尸还魂；不仅成就老顽固，而且还将祸害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就包括吴老太爷的女儿四小姐。如果没有革命者出现，并拯救已经感染《感应篇》之毒的四小姐，那么《感应篇》将贻害无穷。 三，《感应篇》如何影响并造就贾府二小姐和吴家四小姐的性格 1，懦 贾府二小姐和吴家四小姐都生性懦弱，遇到麻烦和痛苦，只会躲避和怨叹命运，不知反抗和设法解决。而这样的性格之养成很大程度上是拜《感应篇》之所赐。 《红楼梦》第73回的回目是：“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其中“懦小姐”指的就是迎春。关于她的懦弱表现及其成因，书中有多处描写，也有很多学者讨论过。笔者此处不赘述。 我要讨论的是她的懦弱性格之成因与《感应篇》的关系。迎春的奶妈因为赌博输钱，居然偷拿迎春的累金凤冠去还赌债。事情败露之后，奶妈的儿媳妇来求迎春去讨情，也即是说，请求迎春看在幼小时候喝过人家的奶的份上，以她大小姐的身份，帮着去向王熙凤王夫人甚至贾母求情赦免其奶妈的罪过。在重情（主要指人情）不重法的封建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请求很正常，迎春本来也有帮这个忙的资格和可能性，但她没有去还这个吃奶的人情。当然，她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之前黛玉等人已经帮她求过情，贾母已经拒绝过了。 没想到的是，那儿媳妇当场发飙，说她们平日里如何帮助护着迎春，有事相求的时候她却不肯相帮，意思是迎春太不近人情，甚至有忘恩负义之嫌。迎春无奈，一心想息事宁人，便说如果有人追查起来，她会说是她自己弄丢了累金凤，这样奶妈他们就不用负责了。这是她的性格中“善”的表现。“善”有二义：善良与和驯善。关于第二义，连绝大多数词典都没有注意到，因此我要稍微申说一下。在我们吴方言中，善一直有软弱的含义。其实，这个含义古已有之，最早发现的“善”字是在周代中期的“克簋”上的金文，上面一只“羊”，下面两个“言”；而这只羊的颈上，系着一个绳套。这样的羊当然是善的。遇到事情，稍有阻力和危险，它就会选择躲避。  迎春就是这样的一只善羊。迎春的丫鬟们虽然觉得迎春还是应该帮着去求情，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她们又觉得自己的主人被那儿媳妇这样的下等人指摘，连她们的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了。于是，她们跟玉桂儿媳妇吵了起来。迎春劝了两句，没能劝住。这时她的选择是：“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 迎春虽然不善文辞，但她房里应该还有别的书，为何这时她拿起来的是《感应篇》？此书对此时的她有何作用？ 弱者需要的是安慰、鼓励、倚靠和支撑。当她无能为力或者失败或者预感到失败的时候，她要寻找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或者所下的台阶。《感应篇》是能起这样的作用的，因为那书上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感应篇》还说：“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即，每个人行善或作恶，天上的神、地上的灵和心中的鬼都在看着，记录着，计算着，时候一到，必然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自己享受福报或承受恶报，跟别人无关。别人愿意帮，是别人的施恩；别人不愿意帮，也不能苛求。从这个逻辑链条来看，迎春可以不帮这个明知道求情无效的忙；况且，她已经同意去为做贼的奶妈开脱了，已经仁至义尽了。因此，《感应篇》能给她在道义感上撑腰，让她心安理得，不必为不帮人说情而心里过不去。此时，她想把自己的脑袋像鸵鸟一样埋起来，《感应篇》就是一大堆沙子。她想把自己像蜗牛一样缩藏起来，《感应篇》就是那一层薄薄但护甲似的壳。 吴四小姐慧芳也是懦小姐。在乡下老家时，她什么都听父亲的，不敢有丝毫违抗，不仅不反抗，还处处模仿她老爹的做法，比如死读《感应篇》。她与吴老太爷这具“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倒是心有灵犀。在所有亲戚中，她最快领会老太爷需要《感应篇》作为救命稻草。到了都市，她又被她的哥哥控制，她的生活由哥哥说了算，甚至她觉得连她的死亡也取决于哥哥：“而且她又无端想到即使自己不肯走这条绝路，她的专制的哥哥终有一天会恶狠狠地走进来逼她的。她咬紧着牙关反复自问道：‘为什么我那样命苦?为什么轮到我就不应该?为什么别人家男女之间可以随随便便?为什么他们对于阿珊装聋装哑?为什么我就低头听凭他们磨折，一点儿没有办法!’” 四小姐懦弱性格的表现是行为举止上的拘束腼腆。而在新女性张素素看来，这样的性格和举止，就是由《感应篇》造成的后果。茅盾在书中以嘲讽的语调写道：“张素素却不笑，翘起一条腿，跳着旋一个圈子，她想到吴四小姐那样的拘束腼腆，叫人看着又生气又可怜；阿萱呢，相貌真不差，然而神经错乱，有时聪明，有时就浑得厉害。都是吴老太爷的‘《太上感应篇》教育’的成绩。” 2，闭 贾府二小姐和吴家四小姐由于性格懦弱，所以有事没事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要么自得其乐，要么自怨自艾。严重的时候，甚至得了自闭症或幽闭症。 我们来看曹雪芹第二处（一共只这两处）写迎春看《感应篇》，还是第73回，回末说：“当下迎春只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之话亦不曾闻得。”要知道，当时探春她们谈论的就是迎春的奶妈赌博的事。在封建社会主仆牵连的语境下，这相当于谈的就是迎春自己的事；但是，她居然连关乎她自己的事也高高挂起，似乎那事跟她没有关系。而这也算是《感应篇》的功效。她念的是故事版的《感应篇》，而不是说教版。而她完全被故事吸引了，浑然忘了自己的要事和周围的议论。但显然，她在不知不觉中也被《感应篇》的说法所迷惑。《感应篇》说，只要一个人不作恶，那么厄运不会降临到他头上。迎春坚信这一点。她的这一坚信的现实基础是：祖母和两位夫人看在她母亲早死头脑又不太灵光的份上，一直对她照护有加，姐妹们也是处处护着她。如果说大观园是她的现实安乐窝，那么《感应篇》是她的精神避风港。她全信《感应篇》，以至于认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或者至少因为害怕受到惩罚，都不会作恶。在这个前提下，她相信自己一生在祖母等人的羽翼下，可以自得其乐、自得其安。这是她的自我封闭的前提和条件。她自信闭着眼都能过好日子，何必睁开眼呢？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心就静。慢慢地，她很容易就会闭目塞听，感觉系统也逐渐钝化了。一旦捧起《感应篇》，她就两耳不闻任何事。以至于连林黛玉都微讽她“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因果”者“因果报应”也，就是《感应篇》里的那一套说教。一般人都知道或强调黛玉的孤僻，其实迎春比黛玉更孤僻，她是十二钗中最孤僻的。只不过，黛玉是孤儿，表现得孤苦，所以给人印象更深；再加上，她有才有情，才得不到舒展，情得不到回报，所以更引起读者的同情。黛玉是十二钗中最富诗才的，所以她有诗友，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诗社的活动，平常也可以就诗歌创作切磋。而在这些活动的热闹场合，不会作诗没有雅兴的迎春显得落落寡合，她会选择到一边独自去折柳或摘花。于是，她成了大家眼中的“二木头”。 吴四小姐的自我幽闭不亚于贾二小姐。老太爷开丧过后，仿佛老爷子那孤僻的阴魂进入了她的身体。《子夜》说，“四小姐蕙芳已经两天不肯出房门”，她不仅不肯出门，而且还不愿意跟人主动交流，而是消极地等待别人来关心爱护她（性格的严重不成熟表现）。其原因是她不仅被老太爷的灵魂附体，继承了老头的性格和行为，而且继承了《感应篇》。作者直接交代说，“老太爷遗下的《感应篇》现在又成为四小姐的随身‘法宝’了”，又借用张素素的嘴点出四小姐的幽闭症与《感应篇》的关系，“你现在这么关起了房门不出来，捧着什么《太上感应篇》”。 所不同的是，在真正的厄运降临之前或者说离开大观园这个“温室”之前，贾二小姐的自闭症只是表现为消极被动，浑浑噩噩，而没有焦虑急躁和胡思乱想，没有发展到病态程度。吴四小姐所处的场域跟大观园全然不同。无论是以前在乡下父亲的老宅还是如今在都市哥哥的豪宅，都没有大观园里的温馨、和谐、纯粹与诗情画意，而是充满了各种在她眼里看来是怪诞、压抑甚至凶恶的因素。这些与她不相容的小环境因素险些把她压垮，使她的心性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恶化。 与大观园里怡然自得、得过且过的迎春不同，蕙芳在老宅里时而觉得压抑，到了上海的吴公馆之后，尤其在老父亲这个她心目中的主心骨离世之后，她变得焦虑急躁，开始胡思乱想，甚至做噩梦。她认为，周遭别人都是幸福的自由的，只有她是不幸的被桎梏的：“她觉得什么人都有幸福，都有快乐的自由，只她是被遗忘了的，被剥夺了的!” 吴四小姐的幽闭症很快发展成了被迫害妄想狂症。其症状一，她把自己的“不肯”出门想象为或者说置换为被别人尤其是她专制的哥哥“关禁闭”。她心里想的是“他们用巧妙的方法把她‘幽禁’起来，而表面上说她‘自愿’!” 她以为这是别人在故意设计迫害她，在剥夺她的权力：“她觉得这不是她自己愿意关在房里‘静修’，而是人家强迫她的；人家串通了用这巧妙的方法剥夺她的人生权利!” 其症状二，她做自己被伤害的梦。她曾梦见自己被男人（尽管那是她钟意的范博文）欺负：“突然间昨夜的梦又回来了。那是反复做过好几次的老梦了，四小姐此时简直以为不是梦而是真实；她仿佛觉得三星期前那一个黄昏，大雷雨前的一个黄昏，她和范博文在花园里鱼池对面假山上那六角亭子里闲谈一会儿以后，当真她在黑暗的掩护下失却她宝贵的处女红了；她当真觉得那屡次苦恼她的大同小异的许多怪梦中间有一个确不是梦，而是真实。”四小姐梦见自己被损害，而且把梦境当作真实。在真正的厄运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老是想象着厄运加身。这是被迫害妄想狂症的典型症状。其症状三，她怨天尤人，因为错以为别人都对不起她，或者仅仅是她认为别人过得比她舒心，她就无端恨起那些帮护她的人——“于是对着那袅袅的藏香的青烟，捧着那名贵恭楷的《太上感应篇》，她开始恨她的哥哥，恨她的嫂嫂，甚至于恨那小鸟似的林佩珊”。 在贾二小姐那里，《感应篇》的功能仅限于自我寄托、隔离与屏蔽。后来，她受到其恶夫孙绍祖实实在在的家暴迫害。但曹雪芹没有写她在孙家是否还依然每天抱着《感应篇》自慰自救。 吴四小姐是病了，当然是心病，病因之一是《感应篇》；然而，她曾把《感应篇》当作一味药，一味似乎能把她从厄运（想象的）的魔爪之下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她学习乃翁，把《感应篇》当作随身“法宝”，麻醉自己，安慰自己，治疗自己。然而，这精神鸦片只有短暂的貌似功能，却不能根治她的病。那么，作为精神鸦片药的《感应篇》，它对四小姐的疗效如何呢？ “第一天似乎很有效验。藏香的青烟在空中袅绕，四小姐嘴里默诵那《太上感应篇》，心里便觉得已不在上海而在故乡老屋那书斋，老太爷生前的道貌就唤回到她眼前，她忽然感动到几乎滴眼泪。她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了，——在故乡侍奉老太爷那时的平淡恬静的生活，即使是很细小的节目，也很清晰地再现出来，感到了从未经验过的舒服。她嘴边漾出微笑，她忘记了念诵那《太上感应篇》的神圣的文句了。藏香的清芬又渐渐迷醉了她的心灵，她软软地靠在沙发背上，似睡非睡地什么也不想，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好久好久，直到那支香烧完，她方才清醒过来似的松一口气，微微一笑。” 第一天效果不错，像是吸了鸦片，颇让她感觉轻松与陶醉。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她就感觉到，《感应篇》效验丧失了，不仅不能治病，甚至加重了她的病情。“然而第二天下午，那《感应篇》和那藏香就不及昨天那样富有神秘的力量。”“晚上，她久久方能入睡。她又多梦。往常那些使她醒来时悲叹，苦笑，而且垂涕的乱梦，现在又一齐回来，弄得她颠颠倒倒，如醉如迷；便在这短短的夏夜，她也瞿然惊觉了三四遭。” 四，贾府二小姐和吴家四小姐以及《感应篇》本身的命运问题 迎春热爱、依赖甚至迷信《感应篇》，在“善有善报”的盲目自信中麻木地生活着。但是，《感应篇》的神效并不总是应验，甚至可能会朝着相反的事与愿违的方向上发展。《感应篇》的失效是从她离开大观园，即嫁入孙家开始的。曹雪芹为了营造一种极大的思想震撼力，让迎春这只最  的小绵羊落入中山狼（孙绍祖的诨号）的利爪和利齿之下，任由后者施与暴虐。她的幸运也激变为厄运。而造成这种厄运的除了她自己认可的命运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恰恰是平日里似乎对她照护有加的贾府长辈们，父亲贾赦以五千两银子把她卖给孙家，她被孙暴打后，回娘家跟贾母她们诉苦，不想再去孙家，但是贾母她们不再容留她，硬把她再次往火坑里推，直至她香消玉殒。如果说贾赦出卖女儿，是出于现实原因，还有点有情可原，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但是，贾母她们把迎春推出去，则是《感应篇》所代表的封建观念作祟的结果；比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啦，比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啦，比如女子被休是自己的也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啦，为了保住贾府的所谓面子，她们甘愿牺牲那个最需要她们保护的可怜人。不过，迎春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主宰民众头脑 的都是《感应篇》所代表的封建观念。在顺治帝统治的十八年中，内府刻书不多；但是，顺治十二年，内府曾巨量刊刻《御注太上感应篇》，那是由他亲自注解的《感应篇》。可见，清朝最高统治者之重视《感应篇》的驭民作用。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与曹雪芹（约1715年-约1763年）基本同时代的惠栋（1687―1758）曾注释并刊行《太上感应篇笺注》。在那样的时代观念环境中，迎春抱着《感应篇》当作护身符，实际上《感应篇》却反过来帮着造成了她的牢笼。而更加不幸的是：这牢笼里不仅有她这头羊，还有中山狼。笼子外面的人任由那狼欺凌、霸占、啃咬这羊。其实，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牢笼，那些似乎在笼子外面的人也在里面，包括作者曹雪芹。所以，这时代局限注定迎春得不到更加外在的新生力量的拯救，注定她要被吞噬；在这整个过程中，《感应篇》扮演着善意的帮凶或帮闲的角色。哪怕曹雪芹不忍心给迎春设置悲剧命运，但也无法给她设计摆脱《感应篇》所铸造的牢笼的妙计——迎春这样的人逃无所逃。 吴家四小姐的心病虽然比迎春的严重，但她还没有像迎春那样“木头木脑”。她的心还是活的，还有活的心思在动。林佩珊说她既固执又心活：“不过前回觉得四姊很固执，现在却知道她又十分心活!” （《子夜》第18章）的确，她的感觉系统并没有自我屏蔽，《感应篇》并没有隔绝她接受乃至期盼外面的信息。哪怕她在念诵《感应篇》的时候，她也还能听见外面的声音：“她眼观鼻，鼻观心，刻意地念诵那《感应篇》的经文，她一遍一遍念着，可是突然，啵啵的汽车叫，闯入她的耳朵，并且房外走过了男子的皮鞋响，下面大客厅里钢琴声悠扬宛妙，男女混合的快乐热闹的笑——一一都钻进她耳朵而且直钻到她心里，蠕蠕地作怪。”（《子夜》第18章） 这是四小姐的性格和命运能够被改变或被拯救的前提条件——内因或自因。当然，她是无法自我革命或自我拯救的，还需要外在的革命性力量的介入。在《感应篇》的神效失灵之后，厄运并没有像降临迎春一样地降临到惠芳的头上。恰恰相反，降临在四小姐头上的是幸运。她遇到了拯救者——张素素。张素素不仅在观念上开导四小姐，而且把拯救落实到行动，以某种带有些微强制性的动作，把四小姐拉离宣德炉里的藏香所散发出来的迷魂的烟气，让她丢下《感应篇》，离开吴公馆，走向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空间——乡村、街道、游乐园，与亲朋和陌生人一起聊天、娱乐、活动，从而很快就减缓乃至消除了她的孤僻性格和自闭心理，甚至怂恿了她的反抗心理，她不想再回到吴公馆去，也不再留恋或依赖《感应篇》和宣德炉。她要跟张素素一起成为社会的人、成为活的人、一个新的人。 四小姐本来不想出门，其他亲朋软硬兼施也没有成功拽她出去。那么，张素素何许人也？为何能出人意料地让四小姐发生如此戏剧性的甚至革命性的改变？这个人物形象寄予了茅盾什么样的理想？ 林佩珊曾娇嗔地称呼张素素为“女革命家！”是的，张素素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和思想，不仅自己的观念得到了解放，而且还热情帮助别人，有志于改造社会人心（林佩珊接着说张素素“忙着大事情”，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成了青年革命家。林佩珊接受的也是新式的教育，但她只顾个人享乐，不关心世道人心，所以她虽然了解张素素有革命思想和任务，但并不真正理解；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她的精致的个人主义，没有把所学的新知落实于社会实践。至于吴荪甫，由于他的自大狂心理和对女性的一贯轻视的心态，连“了解”都谈不上，以为张素素一个小女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所作所为都是瞎胡闹。 张素素把四小姐从对《感应篇》的崇拜和依赖中抢救了出来，没有了崇拜者的《感应篇》自身也就倒了，没有了存在的依据和价值。被《感应篇》长期迷惑和压制的四小姐活了，《感应篇》自身就该寿终正寝了。《子夜》第18章虽然写得洋洋洒洒、兜兜转转，但茅盾的思路是明确的确定的。这章的主体就是四小姐与《感应篇》关系之始末。开头说“四小姐蕙芳已经两天不肯出房门”“什么人也劝她不转，只好由她”，她只愿意抱着（或者说靠着）老太爷的化身似的《感应篇》过日子。这章还没有到结尾，她与《感应篇》的关系就结束了：“四小姐卧房里一对窗也是受雨的，却没有人去关。雨越下越大，东风很劲，雨点煞煞煞地直洒进那窗洞；窗前桌子上那部名贵的《太上感应篇》浸透了雨水，夹贡纸上的朱丝栏也都开始漶化。宣德香炉是满满的一炉水了，水又溢出来，淌了一桌子，浸蚀那名贵的一束藏香；香又溶化了，变成黄蜡蜡的薄香浆，慢慢地淌到那《太上感应篇》旁边。”出走之后的四小姐没有再回吴公馆，她由想当然以为自己被遗弃到主动遗弃《太上感应篇》。何其速也？！而这中间就是革命家张素素的介入和行动。或许茅盾的用意是：在拯救千千万万像四小姐这样被《感应篇》毒害的青少年的大业上，张素素这样的革命者扮演着“及时雨”的角色。所以，那即将淹没或者泡糊乃至泡烂冲走《感应篇》的何尝不是革命之雨？新思想之雨？只有这样的雨才能让中国社会推陈出新，才能让中国人脱胎换骨。由此，《子夜》的革命主题豁然而现。
(责任编辑：刘雅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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