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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一）
东方亮 母亲的家乡 我的母亲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家妇女，她跟随着我的父亲走南闯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顾母亲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她的人生时空走过了84个春秋。 母亲从河北省怀安县沙家屯村到怀安县的柴沟堡镇， 跟着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后来到了北京西郊三家店和河北省的保定，最后来到我国的南方城市武汉市。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简朴和充满坎坷的一生，母亲的一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映象。 母亲有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个舅舅了，两个舅舅为人处世也是非常的善良，就连他们的名字 里也都有一个“善”字。两个舅舅住在一个院子里，一排坐北朝南的5间土房，以中间的一间作为共用的堂屋，左右各两间就是两个舅舅居住的房屋了。对于舅舅家的生活和他们给我带来的欢乐，是那儿童时代每次放暑假时来到舅舅家，我的大舅母就会头顶着很大的一个笸箩到碾坊去，把那黄米碾成黄米粉，回来揉成一个个圆圆的黄米糕，里面包有红糖，然后把黄米糕放在油锅里一炸，不一会儿一盘又黄又甜又香的油炸黄米糕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大家高兴地品尝着又甜又香的黄米炸糕。 在三家店的生活 父亲当年在丰沙铁路线工作，50年代中期我们来到了北京市西边的一个叫作“三家店”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居住了六年的时间。 当年刚刚从家乡来到三家店的时候，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合影。相片上共有五个人，从左到右：我的哥哥、母亲，我、父亲和姐姐。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帅的，高高的个子，头上戴着铁路上发给的大沿帽，一副挺潇洒的样子。我的母亲，一个年轻貌美、贤惠朴实的农家妇女的形象。我的姐姐站在父亲的旁边，她的身上带着一个“中队长”的标志，姐姐是北京市的一名三好学生。我的哥哥站在母亲的右边，看上去有六、七岁的样子。照片上的我好象只有三岁，我坐在一个高高的木架子上，坐在了父亲和母亲的中间。这是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啊！我从这张照片上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年轻时期的形象。 三家店是一个位居北京西边很小的城市，它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充满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有铁路宿舍、食堂、幼儿园、学校和医院等。 在三家店的日子里，我的姐姐突然的病逝给母亲的精神带来的很大刺激。那是1956年夏天的一天，姐姐到她的同学家里复习功课，那天晚上却没有回家。第二天姐姐就患了上吐下泻的急病，当时我的父亲不在家到外地工作去了，只有我的母亲把姐姐送到了学校旁边的铁路医院。姐姐虽然住了医院但是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医院就把姐姐转送到北京的铁路医院去了。我的母亲，一个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家妇女，就随着救护车到了北京铁路医院。 母亲在医院抢救室外焦急地等候着，后来我的父亲赶到了，父亲看到母亲还没有吃饭，于是就出门给母亲买饭去了。这时侯母亲突然听到抢救室里发出了姐姐的一声凄惨的大叫，后来医生出来说我的姐姐不行了。我的父亲为母亲买饭回来我的姐姐已经死去了。姐姐病得是那样的奇怪，走的又是那样的急促。记得姐姐病故的那天晚上大雨飘泊电闪雷鸣，姐姐种植的盛开的西蕃莲花一下子就枯萎了。姐姐的去世给我的全家，尤其是给我的母亲的精神带来了很大刺激。这里还有一个缘故，就是我的母亲一生生育了五个孩子，我的上面的两个哥哥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因为急病死去了。所以，我的这个姐姐已经长大到十几岁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对母亲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和悲痛。从那以后，母亲就经常一个人跑到庄稼地里放声的大哭，每当我知道母亲去哭姐姐的时候，我就跑到母亲的身边，用我的力气把母亲拉回来，可是母亲总是哭了好一阵子才回来。母亲对我姐姐的悲痛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姐姐的病故是很蹊跷的，由于父亲和母亲都是十分的老实和善良，当年对姐姐的突然病逝，也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象这样的事情，当年如果不去弄清楚以后就完全搞不清楚了。 在三家店的日子里，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我记得：在那大雪风飞的冬天，几个突发奇想的孩子在农家地里去放风筝，那风筝掉到了永定河里，我们到那结冰的河上找回自己放落的风筝。在永定河开河放水的前一天夜里，人们在永定河底点起了篝火，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一条由劳动者自己开垦的河流的诞生。第二天，大河开始放水，当永定河水象一条小溪缓缓地从上游流淌下来的时候，我们一群顽童在河底与永定河水戏弄和玩耍，不一会儿河水越来越高，我们就来到河岸上，一条大河就这样开通了。 在保定的日子 1958年的春天，我们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河北省保定市，这年我在读小学二年级。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在这座城市我们也只是居住了两年。 由于旧社会封建的残害，我母亲的脚是一双小脚。这在旧社会广大的农村是很普遍的。我记得，我的母亲到一个离家十几里的酱菜厂去干活，来回要走几十里，她却从来没有叫一声苦。后来母亲来到了宿舍旁的酱菜分厂干活，每当下班的时候，就用一个篮子盛满工厂里送给的豆腐渣。这豆腐渣在当年可是好东西呢，既可以当菜又可以与玉米面粉搀和在一起捏成窝窝头当饭吃。由于母亲的勤劳，我们在保定过的日子还是挺有滋味的。 在保定，我曾患了一次十分严重的麻疹，如果没有我母亲果断的决策恐怕就没有我的今天。麻疹虽然说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留下后遗症。当我患病的时候父亲又不在家，又到外地工作去了。还是多亏父亲的一个叫王季良的同事把我背到了十几里以外的医院治疗才缓解了病情。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记得有一天，我和母亲坐着一辆三轮车到一家传染病医院的门口。我的母亲准备把我送到传染病医院的，但是母亲在医院门口考虑了好长时间，她最后决定不住院了，她决定还是回来另想办法进行治疗。当年，人们都说如果进了传染病医院，几乎就是判了一个人的死刑。母亲的决策是对的，我想当年母亲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避免姐姐那种悲剧的重演。 那天，母亲和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不久我的父亲从外地回来，父亲用板车或小推车把我送到保定城里一个叫“小儿张”的老中医那里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病终于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当我患这场病的时候，父亲给我买回了一个铁制的轮船模型，那轮船在大木盆里冒着烟突突地转着圈圈，就好象一个人在大河里坐船旅行，经过汹涌的波涛终于到达了一个新的彼岸。 50年代的中国，中国人民从一个旧的社会跨越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人民是非常的单纯，工人和农民被政府当成国家的主人。当年的天空也好象特别的蓝，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我自己制作的航空模型飞机在蓝蓝的天空里自由自在地翱翔------。 在保定的日子，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还有我和母亲、哥哥到城里买口琴的故事。 有一天，我们来到大街上游玩，我被橱窗里的口琴吸引住了，很想买一只口琴，可是母亲不同意。在返回的路上，我就不与母亲和哥哥一起走，以表示我的抗议和不满。结果还真有效果，母亲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返回商店为我买了一只我心爱的口琴，回来后学习吹奏的第一只歌是《东方红》。现在想到这件事，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在儿童时代如果爱好一项乐器，将对一个人的一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学会了笛子、二胡、洋琴等乐器. 江城武汉的生活 1960年的春天，我们跟随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了我国南方的中心城镇武汉市。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居住下来再没有迁移了,这一住就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记得这一年的春天雨水特别的多，刚修好的一条碎石渣马路非常难走。我们住在武汉市江岸区新江岸的铁路宿舍里。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二楼的房子就居住了我们全家四口人。我的父亲调到了武汉铁路分局江岸电务段工作。母亲依然在家中操持家务。我和哥哥转到了武汉铁路子弟小学学习。 我们的国家从1960年开始进入了一个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的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陷入了解放以来最困难时期。几乎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家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我的母亲一生勤劳简朴，在那经济困难时期她总是省吃简用，把我们全家的生活安排的有条有理。 为了度过那个困难时期，母亲和我们在铁路边开垦了几片菜地，种上白菜、韭菜、蚕豆、竹叶菜等。记得每当我和母亲在地里干活时母亲总是干得很晚，母亲以她的一双小脚往返几十米把一桶桶水浇灌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由于母亲的勤劳，我们的生活过得也不比别人差。 在武汉的日子，最能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我的父亲因患胃癌去世后，母亲和我们共同努力度过生活上困难的故事。 父亲在1969年夏天逝世的，从那时候起我的全家进入了一个非常的困难时期。因为全家人没有了生活的资金来源了。这一年，我的哥哥响应党的号召到了湖北省随县的大洪山当农民去了，我被分到了新村街街道等待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干起了为邻居洗衣服的活，洗一件衣服只有几分钱。不仅如此，母亲还给邻居们看孩子，看管每个孩子一个月可以挣到5-10元钱。经过我母亲看管过的孩子大约有十多个。后来母亲又到了武汉铁路分局电务段的电报所幼儿院看孩子，每个月可以挣到28元的工资。在那个地方母亲一个人要同时看管3、4个孩子也是很辛苦的。由于母亲的性格和脾气好，与那些孩子的母亲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她们也对母亲也是有所照顾，母亲在那里干了好几年。 我记得，不论是炽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日，我都是用永久牌自行车把母亲拖到幼儿园去，当年我的母亲竟也能安安稳稳的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如今想起来还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啊。 在这个幼儿院里，母亲还为我的哥哥和嫂子牵了线，哥哥和嫂子组成了家庭。当哥哥和嫂子结婚以后，我母亲就从电务段的幼儿园出来了，我们全家从新江岸铁路宿舍搬到江岸区二七新村。这个时候，哥哥在武汉铁路局江岸公务段工作，我在武汉市二七机械厂当了一名车工。不久我的母亲就开始看管自己的小孙子志勇了。 1978年春节，我也成了家。第二年，我们有了个孩子，我的母亲也可以看管自己的孙女芳芳了。后来又过了几年，嫂子又生了一个女孩叫惠惠。我的一家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都是过着那种平静、安稳、祥和的生活。 为母亲祝寿 我的母亲一生勤劳简朴，在旧社会也没有读过书，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扫过几天文盲，但是母亲却是一个非常知情达理、与人为善的人。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左邻右舍相处得非常好。母亲也平平安安的步入了老年。回顾母亲的一生，母亲对自己的生日是不太计较的，只是在她七十和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们为母亲好好的操办了两次欢乐的生日宴席。 那是1990年的春天，母亲这年七十寿辰了。我和儿媳到汉口街上为母亲买了一件唐装样式的羊皮袄。在庆贺母亲寿辰的宴席上母亲显得非常的高兴。祝寿宴席是在我的哥嫂家开的，那天也来了哥哥的几个朋友，我们全家人人为母亲的健康举杯祝福。吃完晚饭后我们和母亲在哥哥的堂屋里和了影。 一晃十年过去了，到了2000年的10月，这一年是母亲的八十大寿。为了把母亲的祝寿办得更气派一点，我们到离家不远的民江酒楼包了一桌酒席。我和哥哥两家一共八口人欢聚在一起为我的母亲庆贺八十寿辰。那一天下午天气特别的好，我们在酒楼的门口照了一张我们全家为母亲祝寿的合影。我的母亲坐在一个藤椅上，母亲的身后站着我和哥哥两家人。这张照片照得很好，我的母亲的身后是她的孙子智勇，智勇的两边是孙女芳芳和惠惠，在芳芳和惠惠的两边是两个儿媳，最两边的就是我和我的哥哥了。这张合影的背景也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是在酒楼的门口，背景红色和银色的门柱以及酒楼的大玻璃，也都是十分的对称。每当我看到这张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照片，就好象又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信心。我的母亲看到这张为她老人家祝寿的照片也是非常的高兴，她从这张我们的合影照片看到了我和哥哥两家人的和睦以及两个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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