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立志于做鲁迅先生那样的人，他的作品自然看过不止一遍，他的生平大概也都有些了解，想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我觉得，我周围做文学的人们，文坛里的那些作家们，少了鲁迅身上的某些特质。但这文章并非是详尽地写鲁迅的一生，要精确到每一个细节，那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即便是做，也没有别人的耐性。

我认为，我了解一个人，先去了解这个人的一生是必然的，但只能作为参考，不可全信。文字记录的东西，本就不是全部真实，何况多数是转述他人之言语，而且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即便是亲历者，谁敢保证不会有所疏漏和错乱。

比如，今天有一群人出去聚会，多年以后大家坐在一起回忆，A说：“Z去了吧？”B说：“大概去了吧，不记得了。”C说：“我记得是当时是Z先提出的。”D说：“难道不是F吗？”......所以，某人写自传或者给别人写传记，难免带有小说的性质。有人会讲，时间隔得越久，看待问题就会越客观，但这客观的背后，也会少了几分真实，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只不过是重复咀嚼前人的成果而已。

这篇文章，我也只是尽可能写得真实，我跟鲁迅先生既非同时代之人，也非亲戚朋友，大多数只是在转述别人的话。我们描述鲁迅，其实常常是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描述他，很难走进他的世界。既然避不开，那我就免不了要让鲁迅厌恶了。

可以说，鲁迅的一生，他的婚姻、职业的选择、赴日留学和他思考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都和中国现代文化纠结在一起。他在创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审美观，形成了强烈的个性意识，形成了立人的观点，这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景观中的一种奇特存在。

鲁迅赴日留学时，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种全面的挑战，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全面危机状态下。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帝国文化，没有个人的文化。晚清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曾形成了一种狂士之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早期的思想有狂士因子。章太炎讲过，“真正的思想者他是一个疯子。”鲁迅意识到有问题，狂士文化只是对皇权的主流文化有撼动力，可是从根本上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留日期间，他说，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这种路径出现了问题，要想有出路，必须从自下而上的路径开始。

留学日本，肯定会让一些人所不悦，即便是今天。鲁迅一生说了很多日本人的好话。他曾经说；“我要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要说一声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晚年的鲁迅，周围都是日本人，看病的也是日本人，有人怀疑他是汉奸。他晚年是一个阶级论者，他认为日本人有好人和坏人，他们的统治阶级是不好的，但是底层的百姓是好的，而且中国也是这样。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味地认为日本的都是不好的，中国都是好的，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偏偏很怪，这反而很容易就拉起一种民族仇恨。

当然，日本曾经的侵略，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都不该忘。

他在阅读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文本的时候，他发现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建立的过程当中，人是可以通过反抗，通过个人的自我放逐和精神的创造来摆脱外来的黑暗力量和压迫的。他从尼采那里吸收到超人、张扬个性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价值，强调立人。

“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扬个性而张精神。”

五四之后，中国传来各种各样西方的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等等。此时的青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参照。鲁迅发现了人本主义殊为重要。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他警惕由于自我的张扬而堕入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强调个人潜能开发的同时，也要强调关心他人、利他的重要性。

二

不依靠他人而活，率性而为之的个性意识，直面皇权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人要活下来，要有质量的生存，那就要把自己的潜能创造性地转换出来。

传统文化抑制了个人的发展，我们中国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庸众的党同伐异，它戕害个性主义的发展。中国文化当中的主奴的现象，它窒息了中国人，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它都抑制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鲁迅的杂文小说，我相信大多数搞文学创作的人都看过，而且不止一遍。我们小时候读书，最怕遇到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读懂，老是遇见错别字，老师还说这是鲁迅的风格，某些词语鲁迅用了便是传神，我们用了便是狗屁，如果我们学鲁迅用错别字，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而且，现在还有人主张把鲁迅的作品“请”出教科书，至于原因嘛！说起来是奇怪而又有趣的。鲁迅的作品，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自然不能完全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小说一再揭示中国旧文化当中没落因素对人的个体戕害所带来的痛苦。小说里有他个人超世俗社会的审美和激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他写过一段话：“……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至于他的杂文里，也有个性精神武装起来的高大形象。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美的东西，但主流的皇权文化，它其实不能够代表真正的民间的思想，山林的文化要比台阁间的文化更具有创造性。

“我们现代中国人每每谈及朝鲜半岛。常常说它是我们的藩属国，我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有一种气闷。我们很少有人想到他人的自我。朝鲜半岛，那里有一种独立的文明，有他人的自我。”

人各有己，自他两利。封建文化的自我跟鲁迅的个性主义不一样。封建的自我，只有我大天朝，我大中华，我泱泱大国，物产丰富，地大物博。这里没有别人，也容不下别人，这种大中华主义是可怕的。他写祥林嫂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对他们内心世界观察，带有怜悯的、同情的而又诗意的情感方式。每个弱小者的存在，都是独立的存在。

鲁迅跟杜甫不同，杜甫一辈子都在哀叹民生，鲁迅不仅哀叹，他能够听到心灵世界和上苍的交流，和死去的亡灵交流。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丰富的生命，这种感受使他的文本世界的窗口打开了，升腾着鲜活的、人道的、诗意的思想，而这思想，常常伴着爱意和痛楚。明治维新的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日本的问题时，鲁迅和他们的感受有相同的地方，有交叉的地方。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过程的批评：“日本近代的开化是一种浅薄的开化，只是模仿了西洋人的外表，没有发现人的灵魂那样的东西。”

三

鲁迅出现在当时的文坛，由于他的精神的独创性，很多读书人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存在，读者们常钟情于他的文字的内在张力和价值观。但是跟他论战的知识分子也不少，能真正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这些人和鲁迅的冲突，实际上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时中国新文化种种思潮的相互碰撞的特点。今天的鲁迅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即便是质疑他辱骂他的也大有人在。

可以说，鲁迅从出现在文坛一直到死，是荣辱参半。从1923年起，在文坛上和报纸上常能都听见一些批评鲁迅的声音。他的论敌开始扩大，去世之前，他都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的漩涡里面。这些摩擦和论辩叠加在一起，是读书人心灵史的一个奇异的景观。

首先，鲁迅与绅士阶级存在冲突。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身上常带有旧文人或者西洋绅士精神，这些人对鲁迅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不以为然，于是跟他产生冲突。如陈茜滢、徐志摩、林语堂等人。他们的冲突，并非是男人之间身体上的冲突：两个男人谁也不服谁，那就出去干一架，谁赢听谁的。他们之间纯粹是文化方向的一种论战，但不乏有个人的、私人的情感。

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校长杨荫瑜开除了几个青年学生。鲁迅这个兼职老师站在了学生这一边。陈茜滢认为他支持学生是一个问题，鲁迅发表文章抨击校风和教育是在有伤风雅。

他给徐志摩写信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只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地说别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的就是卑劣行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例如上面所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地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小说一部分......”

我们今天的很多青年常常想模仿鲁迅，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我也是青年，自然在很多青年之列。他们没有鲁迅的思想，没有鲁迅的辩舌，免不了遭受类似鲁迅的冷遇和白眼，但常常坚持不了多久就屈服于现实，屈服于权力和权威，还没有成为鲁迅那样的人，就先成了鲁迅所不悦的那一类人。

陈茜滢加给鲁迅的罪状，被胡适澄清。胡适跟鲁迅虽没有冲突，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分歧。胡适给人写信讲，“陈茜滢说鲁迅在剽窃盐谷温的作品，而盐谷温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后跟鲁迅的相比，完全是两码事。”

一个学人，如果被认为是抄袭，那是非常致命的。很多人的思想难免有相似或者相同之处，这表明有的人在意识某些问题上没有差别，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

对于陈茜滢的攻击，鲁迅相当气愤，他不断地写文章还击。鲁迅觉得陈茜滢站在维持社会公理的角度上来讲话的态度便是一种绅士阶级的表演，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批判的立场，缺少站在弱小者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温情。

鲁迅从这一类人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了上层知识分子的有害东西，有些自恋。陈茜滢把胡适等人的文章捧得很高，鲁迅不以为然。他在很多作家，包括他自己的身上都发现了问题。一个读书人，如果不敢怀疑自己，不能正视自己的残缺性，而一味地发现别人的问题，且认为自己掌握真理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可疑的。

一个人如果把自身理解的范围当作是世界的范围，也是很有弊端的。

陈茜滢的文章精善秀雅，但和鲁迅相比，少了睿智，少了反讽，少了辛辣讽刺背后智性的光芒。后来，胡适等人出面调和，劝鲁迅带住，就此罢了。

鲁迅说：“我不能够带住，我不能够停止，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每每读到这些句子，觉得有愧于鲁迅，我现在虽未沦为种种学术上或者是政治上的种种骗子，那是因为我年轻，如果我踏入社会，进入文坛，一旦摆脱学生生涯，难免就会行骗和敷衍。

我们很多人生来是不会弄虚作假的，但是从小生活在弄虚作假的环境中，从小在学校，老师们常常疲于应付而虚报和虚构，父母在工作和汇报上也是充满了虚报和虚构，我们形成弄虚作假的性格，倒显得自然。

鲁迅这种异于常人的反坑情绪，看起来似乎有些离经叛道，但是细细揣摩，会发现他的深层意识中，爱的情感相当深刻。惟其懂得爱，恨才如此不讲情面。要想使对手服服帖帖，难免要冷酷深刻，恶态相向。

此次风潮的结果，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开除，原因是鲁迅作为一个公务员，他竟然支持学潮。章士钊站在官的立场上，想整肃教育界，他提出读经救国，读经尊孔。章士钊的学术观和价值观由先前的激进的革命的一面向官本位的一面靠拢，向儒家文化靠拢。

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的大度和高长虹的忘恩负义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和弟弟周作人也有矛盾，由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的谗言，兄弟二人反目，虽然二人均缄口不语，但两人的结怨，一直是鲁迅心里的阴影。周作人晚年有些绅士风气，他自己就承认自己有绅士鬼。在审美观上，在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上两人都有差异。周作人晚年看鲁迅的选择，认为是一种堕落，他认为中国的思想界没有无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中国的文坛上只有一种思想——升官发财。

四

其次，鲁迅跟激进的文人存在冲突。不可否认的是，鲁迅也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文人。鲁迅说过了很多过激的话，可是有的人比鲁迅还要过激，鲁迅的过激是放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他自己读过很多中国书，他的藏书有一万四千多册，对中国的很多经典文献和野史相当熟悉。

鲁迅认为，我们要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他认为少读中国书，是觉得我们现在要译介西洋，苏俄的思想。这时，批评的声音席卷而来。冯乃超、成仿吾、郭沫若这样的青年人认为鲁迅有问题，冯乃超在文章里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间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

在革命到来时，鲁迅那一代人自然有他们的功劳，但革命过后，鲁迅这一代人已经out了。郭沫若认为鲁迅是资本主义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

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会感受到里面充满了死亡和绝望，冯乃超认为用黑暗的心态来反映生活是有问题的。其实鲁迅也认为自己是黑暗的，不过他不断地在和黑暗进行抗争。他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制中他的要害。他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原作，发现这些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跟他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鲁迅进入了一种精神困境，他认为中国的文人有问题，自己也有问题，可是自己的问题并非是别人所讲的问题。文艺并非宣传而应有辩证精神，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都是文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对于其认识非常简单化，只在拾几句马克思主义的牙慧。文人从旧到新，这些新文人的身上，还残留着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这是一种单值的价值判断。

后来，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等人意识到早年的荒唐，和鲁迅言归于好。

争论并没有结束，理论上的阶分日益明显，鲁迅陷入更深的包围之中。

五

最后，鲁迅与自由主义文人也有冲突，如梁实秋、胡适。梁实秋认为鲁迅的思想在左转时转向有问题。这时的鲁迅已从早期相信进化论青年变成了接受阶级论的中年。

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是超阶级性的，也就是没有阶级性。梁实秋发现鲁迅的翻译也有问题（鲁迅翻译外国的作品是用硬译），他的文化理念和翻译理念出现问题。两人进行了一番论战。

鲁迅用归谬的思路反驳，既然你梁实秋认为文学没有阶级性的，那你自身认为大众文艺对百姓生活的漠视和隔膜，其实就是站在了绅士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了有闲阶级、有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这本身不也是有阶级性的吗？

他发现那些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描述常常是一厢情愿的。胡适先生强调明民主和自由要照搬美国那一套价值法则。鲁迅也反驳，民主和兹有固然相当重要，但对于一个专制的制度，简单地讲民主和自由是不行的。

鲁迅看来，在中国要成大事者，必须要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仅仅有学者的良知是不行的，还要懂得世故。今天的人，受挫了便想着逃遁山水，以为超逸到家的道士与和尚便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通世故，不懂市侩，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中国是一个染缸，仅仅懂得市侩，没有学者的良知，思想也不会有什么亮色。

自由的精神是对的，但躲在象牙塔里，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果不能够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不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对他人的自我关注，任何理论和对社会的描述都可能是片面的。中国优秀的青年，都在前线，都在社会实践中。

他和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距离，他先解构自己，再去解构别人。人是有限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精神存在。人的学识不断地增长就是不断接近于真理，可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现实的本质，只是无限接近。对于完美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鲁迅是警惕的。

他和知识分子的论战，跟不同精神群落的人对垒，其实是在逐渐建构自己的思想。他反对传统，但是他坚持传统文人的厚道与温情，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可是他反对残酷的战争，无情的打击。革命是为了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他的思想，有矛盾的一面，比如他的翻译。面对复杂的精神现象时，他从不用是和不是来回答问题。

他晚年成了左翼文化的同路人，思想带有激进的痕迹。和青年们一起从事翻译、出版及木刻运动。他的字写的柔美，反映了他有温情的一面。他的左转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与悲壮之举。他从士大夫的传统中走出去，一方面带着青年在黑暗里摸索，一方面从青年那里吸取进取的精神。

鲁迅先生有一个遗愿，他想把攻击他的此文章汇成一册，供后人阅览，这在鲁迅生前的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提过。“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汇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敢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致杨雯云的信件中也再提此事：“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然而，这样的书在鲁迅逝世多年后未能问世，且很多与他有过纠葛的人都纷纷离去。幸好，还是有人把这样的书编出来了，比如，孙郁的《被亵渎的鲁迅》。

六

很多人讲，“五四”那代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丢了，他们是要打倒孔家店，葬送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弥足珍贵的部分，但并非如此。“五四”这一代先驱者，他们面临着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他们所提出的思想有许多对于我们今人都有参照价值，并不像今天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过一段话，基本上能够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思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哲学家张中府说过，“‘五四运动’其实并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运动，它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子。”学者年宗三先生也曾说：“儒家的所长是使命感，可是它没有命运感，儒家的文化里面缺少命运感，而鲁迅先生恰恰感受到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命运感，内在的感觉是极其丰富的，这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所缺少的一种精神元素……”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也批判教会制度，可他是把宗教和教会制度分开了，他认为制度里有问题，跟中国当时的儒学一样，鲁迅同时代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鲁迅认为传统的儒者身上有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放在我们今天学者们作家们的身上来看，也是普遍性的。

第一，他们不能够睁着眼睛看世界，堕入了瞒和骗的大泽，在泥潭里自娱自乐。

第二，是儒学造就了官本位，相对应地，民间就产生了匪魂。匪造反当了皇帝，反对他的人又变成了匪，他变成了官。他的一篇文章叫《学界三魂》，分别是官魂、匪魂，民魂，他发现了官魂在文人身上闪烁。他所主张的是民魂，惟有民魂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产生了一种以老者为体的专制的链条，新生事物不能够得到发展。要以幼者为本位。

第四，传统的儒教文化，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有人肯定不高兴了，鲁迅老先生啊，你老人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的一无是处。其实，鲁迅这里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表现。

第五，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超出了个人主义的自大。

所以他的精神呈现出了另外一种特征：一是直面惨淡的生活，二是注重民魂，三是关注新生的力量，四是拒绝伤害无辜，也反抗一切压迫，五是警惕大中华主义和专制主义。

鲁迅的审美，自然和先前的士大夫流们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并非是沉浸于吟风弄月，或者是满足于对历史的咀嚼的浅层次审美和愉悦。传统的读书人以为依傍着儒家，便掌握了真理。像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很乐观地认为他们掌握了真理，认为自己所依靠的价值体系是正的。鲁迅批判传统文化这种丧失了人性，充满主奴关系的独术文化，但他不否认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不否认自己也是吃人的人。

他的思想，跟康德，海德格尔的哲学，卡夫卡的小说和美学对比，有交叉的地方，但鲁迅也有独创性的一面。鲁迅创造了这样的文本，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亮色因子。他敢于大胆地放弃传统文化负面的东西，把有用的东西衔接到自己精神里面。“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通过抵抗和反抗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同时，他发现中国的乡邦文献，和野史杂记里有很多传统文化没有的闪光点。

五四那一代人的言论，不断被今天的青年，甚至是老年所重述，他们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辐射出一种民族的自爱和人类的自爱，他们的选择，有的话语可能过激，甚至是错的。但就总体来说，那种高昂的仁慈精神和无畏的自我牺牲意识，乃是我们民族新生或自救的一次伟大的选择。今天走在现代化之路的人，其实还在分享着那代人给我们带来的果实，他们的很多思想，很多文本，都是有价值的遗产。

大师，都集中在民国。可惜，民国之后的大师，便屈指可数了。

(责任编辑：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