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萧红的热潮应该过去了吧，终于可以说两句。

想说的完全与电影无关。

萧军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里写过这么一段：

“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看到鲁迅先生被波伏娃附身，着实有点惊吓。准确地说，在他去世之后的十三年，波伏娃才在法国出版《第二性》，才提出她最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鲁迅先生早早地领悟到这一真谛，不愧是时代的先驱。

虽然萧军口口声声说并不要求萧红有妻性，但他又说：

“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

自己给自己打脸。

萧红的确没有妻性，如果妻性指的是洗衣做饭伺候人和自我牺牲的话。她也没有母性。她一生怀过两个孩子，一个送了人，一个“死了”。

那篇被大肆转发的贱货文，指责萧红无情、冷漠、不负责任，即便后来写了《弃儿》，也“毫无悔意”。

这些人，包括电影在内，似乎都没搞明白为什么萧红不要孩子。

无独有偶，另一个文学天才张爱玲跟萧红对待孩子的态度一样，她选择了堕胎。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描述过这一经历。在纽约的公寓里，请了医生来，用药线。肚子疼得翻江搅海，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寸长”。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手柄，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以贱货文的标准来看，张爱玲恐怕更无情，更冷漠，更不负责任。

夏志清揣测过张爱玲不要这个孩子的原因：

“一个女人即使不爱孩子，怎舍得把自己的骨肉打掉？我猜她是经济不许可，照顾多病的丈夫已很不容易，自己必须工作，哪有余力养孩子？”

但张爱玲自己在《小团圆》里说得很清楚，“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她在24岁时写了一篇《造人》，认为“母性”不过是人类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兽性”，“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

如果能让卫道士们好受一点，不妨来看看张爱玲“自食其果”的结局：孤独到老，无人送终，尸体躺在地板上一周后才被房东发现。

萧红和张爱玲都为她们的冷漠和无情付出了“代价”，但相信她们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因为对她们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生育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写作。

在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在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她们永远在讨论写作。冷的时候写，饿的时候写，穷的时候写，病的时候写。“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 ——可做，该做的事，便是写作。她们已经那么努力，还生怕自己还不够努力，配不上她们拥有的才华。于是拼命地跟生活对抗，跟死神赛跑，只为多写一点，再多写一点。

诚然，她们对孩子的态度都跟自己被遗弃的经历有关。但本质上是她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人生的虚无只有用文字的价值来抵御，而不是用别的生命。人生的完整只有用自我的实现来达成，而不是用别的生命。

讽刺的是，传说中令女人圆满的生育孩子，只让她们的身体变得更坏。萧红的早逝跟生产后的体弱多病脱不了干系，流产也让张爱玲留下病根，直接影响了她们的创作生命和晚年的创作力。她们以洞见挣脱命运，但最后还是被拉入女性宿命的窠臼。女人的思想已经飞翔，身体却还桎梏在土里，何况再来一个孩子。

回到鲁迅先生那段话，他说的并不完全对。也许，其实所谓的“母性”也是后天造就的。

萧红和张爱玲拒绝了被造就，没有血脉延世，却留下了更永恒的东西——她们的文字。

你可以说她们自私，但我认为她们只是个人主义的极致。于是有的人成为了谁的妻子和谁的母亲，但她们，成为了萧红和张爱玲。

注：

1. 写这些字不是只讲生不生孩子的；

2. 也不是鼓吹不生孩子的；

3. 记得大学时一个男同学问我，你们女权主义（呃）是不是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我当时回答他，不是，是希望无论结婚生子还是其它选择，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别人、社会、世俗左右。

我现在还是一样的回答。

(责任编辑：王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