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届作协主席当选的大爆冷门，作协这个已经多年边缘化的机构终于热闹起来，也终于成为各种媒体竞相议论的热点。这是作为一个庞大的专业作家的供养机构在冷寂多年之后始料未及的，但今天的热闹已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了天地之差的对比。这一次不是人民盲目地崇拜它，而是共同表达一个要求，就是强烈呼吁：解散作协！面对漠视文明的巨大落差，龙应台曾惊讶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今天，相反的是，面对民间社会的强烈呼吁，我们也自然惊讶于作协为什么不生气。

 

    解散作协，驱散那些被豢养起来的文人，已是真正的文学界多年的共识，今天，这种呼声再一次空前高涨，说明社会评判理性品质的化育与独立精神价值回归理念的彰显。现代社会中人民终于发出了某种机构设置的目的性置疑，和它在一定时期的正反两种作用，不断调整一种机构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回应时代的要求。我想这是文明社会中的基本常识，然而，在中国有时最难认同的恰恰是一种常识。最近出现的专业作家上街乞讨的闹剧，更是擦亮了人们对所谓的专业作家的认识路径，一个习惯了被多年供养的作家一旦断奶，马上就以一种无赖的形象撒娇或耍泼，并开始向公众叫喊自己的疼痛。今天的公众已经是今非昔比，他们不会对此种呻吟报以任何同情，而是突然感到自己多年纳税所得到的羞辱是如此之深，他们终于明白这就是所谓的专业作家。可以说用人民的纳税供养起来的作家协会和专业作家，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文化讽刺，也是影响文学繁荣的最大病相。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文学官方机构的出现，使中国文学的整体层次跌落到了历史低谷，文学不再是引领文化方向的精灵，不再是温暖灵魂的火炬。文学已经成为主义的附庸和社会主流话语的点缀，甚至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有的对从事文学的称谓开始躲闪不及，闪耀了几千年的文学光芒已经悄然隐退，各种文学行为成为一种被嘲讽的对象。正是这种历史与时代的双重背景提醒，使我们无法不直面这种畸形机构所造成的文学伤害，到底是文学退出了历史，还是我们的文学体制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客观地审视一下这种机构的日常运行究竟如何。

 

    中国的作协是一种典型的官方机构，并且与行政级别对接。自然也就出现了部级、厅级、处级和科级之分，作家也被层层分成了一、二、三各种级别。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历史、文学史上空前的笑柄，如果李白、曹雪芹在世会令他们哭笑不得，但是这种体制已安然地存在了六十多年，行政化越来越壁垒分明。这些作协之内的所谓专业作家们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待遇，顶着政府给予它的神圣光环，占据着全世界作家中最高的地位，骗取着普通大众对文学的信任，笔下制造着最拙劣的文字。然而他们很是安然自得，很是理直气壮地生活着，面对民间社会及思想界的炮轰，他们也并不生气。他们或是充耳不闻，或是已经麻木不仁，或是长期被供养而退化了感觉神经。众所周知，所谓的当代专业作家（体制内的）大都是思想扁平、文辞枯涩、无病呻吟、肢解主义、歌颂偶像已成为读者的厌倦、批评家的诟病、文化的垃圾。其中有的文字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便上街乞讨、当众脱衣和用下半身写作“梨花体”来惊世骇俗，这样的作家面对严肃的体制批评要求怎么能生得了气呢？

 

    民间社会为什么如此蔑视作协，这个曾经镀上无尽光辉的名称到底是怎么了？我想，首先是作协的行政化违背了作协的角色内涵。众所周知，写作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一个人在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他有着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判断和思考，有着各种各样对世界的感悟。然后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他思考的过程，如果说其中的一些文字符合人们的人生经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也便是所谓的好作品。不管称作多么伟大的作家，或者多么伟大的作品，在他写作之时，完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释放心中的理想和纠结，其中根本没有什么救世救民的神圣。包括被政治神化的鲁迅先生，他也并不是出于多么伟大的写作目的，完全是阅尽沧桑后有话要说，不说不足以泻胸中之块垒，有的也只是对文敌的私愤。只是符合了大多数读者的人生要求，所以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至于后来成为什么“骨头最硬”战士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与己无关，一个真实的鲁迅正在回归人间。因为人都是人，自己无法成为他人的救世主，如果怀有一种救民济世的情怀，也根本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因为那是政治家的责任，作家只是永远对现实保持警惕。好的作品大都是一种偶然的结果，不会是提前有什么任务，有什么计划或为某一种指令而完成的。如果说，这些以文字为乐趣的人愿以民间的方式组成什么社团或协会，本来也无可厚非，有这样的团体，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欣赏或鼓励。但是我们的作协早就背弃了协会的价值操守，早已彻底行政化了，只有进入这个机构内的人才是什么专业作家，才会被官方认可，才能合法地为国人生产精神圣品，否则即便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只能是业余作者而已。多少年来，作家协会早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角色定位，忘记了自己仅是一个联谊机构，或群众团体，而把自己定身为具有行政级别的衙门了。用自己拥有的信任资源和公共权力进行寻租活动，作协也早已背离了真正的文学之路，试看全国各级作协之中的首领，有几个是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有几个能够拥有对社会的批判良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除了一些政客之外，也便是作为谋生或出人头地的跳板而已。因为作协已与文学的真正精神短路，那些批评的声浪似乎与己无关，自然，也就无气可生了。

 

    其次是作协会员已完全功利化。多少年之前，人们为能成为作协会员而激动不已，有的把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而作为一生最高的目标和殊荣，它曾经是多少文学爱好者日夜燃烧的梦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人们已不再看重它，它已基本上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有不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已纷纷声明退出作协，一些新锐的作家根本不再加入它，对它不屑一顾。人们对作协认同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于这种机构的清醒，是不是作家已与你没有关系，我写我的文字，我的文字表达我的思想，这些与你无关，反映了真正思想对形式的警惕和拒绝。这些真正的思想者实在不愿与这种虚假的形式为伍，他们只愿在自己的精神领域而不受任何干预地遨游。另一方面是作协在吸收成员的功利化趋向，目前主要是什么人热衷于加入这个组织呢？一种是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爱好文学本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文学，写了几篇抒情表意的豆腐块文字，就愿挂上一个什么头衔，似乎证明自己的多才多艺、人生不俗，并且用这个称号不小心还能蒙哄上级，使不了解此行内奥妙的上级垂青于己，偶尔还能鸿运降临。另一种便是当今社会的主角，那些发达了的商人，这些商人凭着各种手段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便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光环，除了争取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外，便是购买学历和会员证，好让人尊重他，认为他有品位，不只是唯利是图而已。有一位呼风唤雨的房地产老板，专门雇佣了一个写作班子，每年都要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五十万字的人文科学专著，然后便以儒商自居、招摇江湖，并成为某作协的副主席。还有一种便是一些文学的浅表涉及者，这些人确实喜欢文学，由于功力和悟性局限，一生不知真正的文学为何物，只知弄个作协会员便是作家，便能在自己的生活圈内炫耀一番，使虚荣心得到满足。这几年在新入会的成员中，这类人群也占了相当多数，因为真正的文人拒绝了它，所以也就给这些伪文人留下了入内的空间。可以说，生气也需要品质和资格，生气也意味着能听的懂使自己生气的挑战，就是这样组成的群体，面对人们的批评和置疑，一个让商业文化冲破了最低道德防线的机构，怎能有气可生？

 

    再次是作协以专业文学的名义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文学类报刊,成为伪作家名利双收的阵地。当代中国社会正由 总体性的同质社会向多元的市民社会进行变迁,在其它领域正在展开向权力和霸权的颠覆。正如七十年代末有诗人发出“任何人不能独享阳光 ”的呐喊一样，人们为了实现文学传播的公正，也一度呼吁进行体制改革，但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牢固防线，文学界依然在固守着自己的阵地。除了这些阵地拥有者互发稿件之外，一般很难让真正的思想占领。这些作协的刊物往往打着培养新人的旗号，实则在摧残着思想，压制着有独立思考的作者。这些刊物一方面靠着国家财政供养，一方面又暗中进行着利益交换，某种程度上这些报刊成为了他们手中拥有的利器，可以任意吹捧、包装自己的圈子。由于体制的决定，这些刊物发表的作品可以和作者的世俗利益挂钩，大都是一种所谓成绩的凭证，所以，一些体制外的作者也无法不去削平自己作品的思想而向之献媚，以求得到各种名义和机遇。作为普通的读者，有的无法分辨一些作品的优劣，由于这些报刊的误导，使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开始整体下滑，越来越轻飘无味。相对于八十年代那个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文学报刊正与商业文化合谋，上演着自我摧残的丑剧。现在网络文学的强劲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文学体制没有及时对文学发展回应的结果，一种应然层面的价值表达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像当年大量的地下民间报刊的出现一样，这些网络形式，包括势头强劲的博客，将逐步埋葬这些官僚化的传统文学报刊。虽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这些作协的报刊，但由于体制的整体性弊端，它已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不论那些既得利益者多么不愿放弃，也无法掩盖住整个民间社会为它敲响的丧钟。这些文学阵地的掌门人只顾在利益交换中偷欢，哪里还有为真理的逼近而生气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见过有哪一位小偷面对人们的唾骂而去生气。

 

    除此以外，这种专业性的作家协会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笔会，每次评奖也都是一场闹剧。因为人为设置的标准，往往让一些圈内的拙劣文字登上宝座，把具有独立批判思想的作品弃之门外。但是，这些拙劣的文字一旦获奖，不但可以招摇撞骗，还能选进教科书，所以，也成为教科书中的文学不能代表真正中国文学的尴尬现象。系列连锁反应，使的只懂教科书中文字的中文系学生大都无法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是人们公认的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的主要根源。我们知道，穆旦、食指、王小波、何清莲、顾准和陈寅恪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最高水平，但因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别说获奖，就是一些基本的选本也很难进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文人，有着真正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自然也成为伪文人的天敌，层层封杀肯定是难免了。与此并驾齐驱的就是作协每年花纳税人的钱所搞的各种笔会，游山玩水之时不忘培养几个年轻女作者，酒足饭饱之余便是打情骂俏，或把女作者培养成铁杆追随者，女作者只要悟透潜规则，便能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谁都知道写作不同于其它工农业生产，可以在会战中创造效益，设想，把一些男男女女集中在风景名胜之地进行所谓的文学笔会，不但与文学无关，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为无耻的是每次这样的活动时，这些男男女女便在风景处摆出骚首弄姿的造型登在杂志的彩页上，作为回味和自恋。试想，一个这样滑落的机构，还能知道什么是社会的责任担当，还能知道什么是公民正义，所以，也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气。

 

    我们知道，作家协会早已变成了一种宣传机构的附庸，它不但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和真正繁荣，实际上阻挡了真正文学的出现，所以才有多少人强烈呼吁要解散它，然而在这种巨大的声浪之中它并不生气。这并不是说明作协的大度，我们可以由此想到非常贴近的陈水扁，几百万人旷日持久的反对声浪，竟然无法触动它惭愧、自责的良知。可见一种位置一旦与利益捆绑在一起，是很难用文明的方式将其分开的，利益面前，它早已忘掉了各种致命的危险，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不痛不痒的反对言论。如此说来，不去回应民间社会的批评，不去冷静、客观地反检自身，正说明了这个利益集团根本没有放得下自己的勇气，更说明这种体制的可悲命运。并不是说有些东西自己不愿放弃就能守得住，作为最具颠覆价值的文学，它能够冲破体制的闸门，也意味着能够把体制本身的框架淹没。巨匠也好，平民也罢，担纲作协者早已不能成为文学的风标，只是一种腐朽的符号而已，文学终极意义追求的理性自觉已在民意的遍野种植。为此，我们对于明确着章程，写满了各种准则的作家协会想起了杜威的话：“艺术并非是一种见诸图表与统计数字的预见方式，而他所暗示的可能性也不能在规章与准则、告诫与管理中找到”，所以，作协的官僚化也是它的最后存在形式。面对铺天盖地的倒作协声浪，虽然你不生气，但也是回归角色的时候了，因为民间社会的精神澎湃已经亮明了坚定评判，这种机构既然已经退出了人们的希望，形式的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虽然我们已生活在制度伦理本位逐渐让渡为自由个体和公序良俗多元协调的现代社会，但也千万不要忘记《易经》上的提醒：“小人只知进，而不知退”。

 

    左春和，河北灵寿人，知名学者，主要研究政治学、文化学等。《独立作家》专栏作家。主要作品有《政治权力的剧场化》（政治学）、《当文化遭遇风暴》（文化批评，九州出版社）、《诗歌是如何自由的》（诗歌批评，作家出版社）、《网吧与文化》（社会科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庄子的境界》（庄子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风吹文化走》（文化批评）、《文化的自由与奴役》（哲学）等，其它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

(责任编辑：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