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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声援诗人柳忠秧的公开信

时间:2016-09-08 00:13来源:原创 作者:王晓华 点击:
王晓华:声援诗人柳忠秧的公开信 近日,一些评论家发表公开信,力挺处于舆论漩涡中的作家方方。目前,签名者多达百余人。在文学寂寞的时代里,这种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人多势众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强大。相反,这封公开信本身却暴露出某种致命的精神病灶。 恰
王晓华:声援诗人柳忠秧的公开信

 
    近日,一些评论家发表公开信,力挺处于舆论漩涡中的作家方方。目前,签名者多达百余人。在文学寂寞的时代里,这种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人多势众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强大。相反,这封公开信本身却暴露出某种致命的精神病灶。
 
    恰如时下的大多数网民,公开信的撰写人沿用了有罪推理的思维模式,简单粗暴地将柳忠秧冠名为“无耻者”。借助此类命名,他们似乎立即占领了道德高地,开始理直气壮地以整体的名义说话:“我们已被污浊围困,支持方方就是支持你自己。”不知不觉间,方方是升级为纯文学的化身,不支持她似乎就犯了反文学罪,便是同流合污。好吓人的气势!然而,“我们”是谁?是合法性的化身?还是正义的同义语?如果是的话,那么,部分就等于整体,少数人就掌握了特权,这是何等滑稽而可怕的逻辑:在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里,僭越发生了,个体趁机登上了神龛,前现代幽灵招摇过市。不同的是,“朕即国家”变成了“朕即文学”。为了打破此类幻觉,我郑重声明:不要将我归入“你自己”的行列。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轻易断言他人“无耻”,本来就是“无耻”的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玩法曾经演变为击鼓传花式的命名游戏。先将“无耻”之名贴到他人身上,意味着暂时性的安全,至少可以苟延残喘。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请君入瓮式的剧情突转不断发生。最终,无人处于安全状态,几乎所有个体都生活在恐惧与战栗之中。现在,同样的逻辑又大行其道,集体健忘症再次爆发,文学家沦落为贩卖罪名的愤青。这才是真正的时代之痛,也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与方方一样,公开信的撰写者没有耐心细致地思考一个问题:在将一位公民命名为“无耻者”之时,你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吗?如果有,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公之于众?要是没有,又为何匆忙地下结论?方方之所以败诉,是因为她没有拿出柳忠秧贿选的有力证据。拿不出证据而断言他人无耻,这不是诽谤,又是什么?现在,公开信的撰写者只是重复了方方的思维轨迹,发出了方方式的空洞感慨,这恐怕只能重复方方式的错误。这除了说明中国盛产法盲外,还能证实什么?
 
    当然,有不少读者可能被有关“纯洁”的诉说感动了:在一个污浊的时代里,“我们”守护“纯文学”,珍视内心深处最后的净土。然而,如果你真的想从事“守护”文学的壮举,确实“珍视”作家未被污染的精神地带,那么,你的奥卡姆剃刀也指错了方向: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使得中国文学从未“纯”过,为什么批 评者回避这个事实呢?难道你没领略过权力的威严和魔法?不知道官方奖项就是权力颁发的棒棒糖?你眼中的“纯文学”岂不早已被玷污得体无完肤?
 
    事实上,在完成现代转型之前,谈论“纯文学”真的好尴尬:进入21世纪以后,你随便拿出一本新出的小说集,就会发现封面、扉页、后勒口时常出现的是同一些名字。他们几乎全都居住在北京,或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学府”,或者直接就是掌控文学版图的官员(如肖夏林所说的“文学沙皇”)。如果说存在“好文学”的殿堂,那么,手握入场券的就是他们。他们是加冕或未加冕的文学重臣,是不愿言明身份的官方批评家,掌控着分发文学棒棒糖的特权。此时,权力戴上了文学的面具,横行天下,战无不胜,备受追捧。于是,评选“好文学”已经沦落为权力的游戏,甚至直接蜕变为“地方”和“中心”交换利益的仪式。方方所说的研讨会早已泛滥成灾,但游戏的双方均乐此不疲,其背后的秘密无人不知。各级权力时常直接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许多评奖活动早已不是审美的盛宴,而是比丑的竞赛。鲁迅文学奖使鲁迅受辱,茅盾文学奖令茅盾蒙羞。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纯洁早已荡然无存。可笑的是,你们一面捍卫纯文学或雅文学,一方面又以获得权力的嘉奖为荣耀(签名者中存在众多权力的拥趸)。从这个角度看,每个成名的作家都是贿选者,均折射出权力的原罪。对此,方方们为何选择性失明?抓住一位草根诗人不放而忽略严重的体制问题,这是英雄壮举,还是懦夫行径?
 
    除了文学外,公开信的撰写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词汇是“正义”:支持方方就是守护文学的纯洁,就是正义之举。以正义之名,他们行胁迫之实。于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再次沦落为实施暴力的借口。对于稍有些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剧情:多少年来,借助天道、正义、真理这些大词,多少生灵涂炭,又有多少个体忍受难言的痛苦。在众多作家、诗人、评论家“攘助正义”时,罪恶可能正悄悄扩展自己的疆域,天空中飘荡着不祥的阴影。对于尚未完成前现代转型的中国来说,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征兆。相比之下,柳忠秧胸中跳动着一棵热爱自由的心。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他始终眺望自由、法制、民主的地平线。在与方方的争论中,这位草根诗人反复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与空洞地颂扬文学、正义、良心相比,此类吁求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如果他心中的理想照亮现实,那么,文学中的暗影可能会无处藏身。从这个角度看,他憧憬的法制之路通向终极性的救赎。这是我支持他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一天,权力不再君临天下,文学性凭自身获得声誉,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举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在当下,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现在,方柳之争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学事件。从根本上说,它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博弈,而方方及其支持者们恰恰选错了方向。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又断然他人贿选,确实侵犯了名誉权。这事关普通公民的尊严。它早已经与柳忠秧作品的好坏无关。在此,我恳请方方及其支持者放弃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认错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高贵的标志。中国缺乏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这样的忏悔者。希望方方开个好头。或许,你将因此跻身不朽者的行列。
 
    需要说明的是,我与柳忠秧素不相识,当然也从未体验他的饭局。此刻,我支持的不仅仅是柳忠秧,而是所有可能被侮辱和伤害的公民。
 
王晓华(教授,学者,文化批评家)
 
2016年9月3日于深圳
(责任编辑:于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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