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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公元1964年，正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时代的时候，我和邓小群搭伴管生产队的财务。我是会计，他是出纳。我们两个是发小的好友，我们俩能得到这个肥差，是有原因的，小群是大队邓书记的儿子，我姐姐又嫁给了生产队长王福。我们俩都不用下地干活，除了月底和年底忙活几天，一年里，基本上就是呆着。冬天，队址的小屋挺暖和的，我们俩在屋里聊天，说笑话，那叫一个滋润！ 我们的肥差，让不少社员看着眼红，也有人说起了怪话：“一个生产队拢共30多户人家，就养着十来个闲人，社员的日子好过才怪了呢？”这分明是冲着我们俩来的。我们俩听着心里虽说挺不舒服的，也合乎实际。一年里最挠头的，就是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面对着辛苦一年的收益，社员们怎不眼红？自打人民公社成立，每到分红之日，正是社员们相互掐架之时。那时，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刨除口粮款，社员很少能够见到钱毛。说是分红，大多数社员都欠着钱，大多数人家只能分一个窟窿。社员辛苦一年，还要还不上生产队的口粮钱，谁的心里不憋闷？社员们没钱就拖欠着。他们心里有谱：“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我们两个管工分，管钱的也没办法。生产队里的账面上，一连串的赤字，年年飘红。这就是人民公社（当时的）现状。 那一年，中央忽然掀起了一场“四清”运动，公社派来了工作队直接查账，到年终时，会计、出纳都要加班加点，把账面想方设法搞平衡。欠生产队里的钱，社员砸锅卖铁也得还上。那时农家从哪里找钱。一是靠母鸡下蛋，一是养几只羊，还有院子里种的小葱、萝卜。为了还上账，好多人家把鸡和羊都卖了。到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八，账面才基本上平了。我和小群长舒了一口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眨巴着干涩的眼睛，继续对帐。仔细查看着哪个家伙还敢欠着生产队里的款。除夕要到了，工作组要来查账呀！ 小群是一个很细心的小子，他看着账本突然皱起了眉头。他用瘦溜溜的手指头点着账本上面的一个人名儿递给我说：“你看看，麻烦了！”。我睁开惺忪的眼睛拿过账本一看，猛然看见在社员马武的名下，欠着生产队口粮款60元钱。此时，小群挠着头皮对我说：“赶上他真的不好办，他拿什么还钱？”我试探地问小群：“能不能让你老爹，想个法子，给他申请个困难补助，让大队把这钱给出了？文柱听罢直摇头：对我说：“现在正搞四清运动，我爹弄不好就要挨整，他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他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让大队给补钱，社员们还不炸了锅！”我只得说：“那我们也真的没辙，只有看队长的能耐了。 在村里，马武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不只我们俩对他发憷？队长对他也是没辙。大跃进那年，他到县里武装部培训了一阵子。有一定的功夫，加上身大力粗，经常在村里发横。谁惹了他，就等着让他收拾吧，拳脚相加，谁碰上都够人喝一壶的。于是，人们背后就给他起个外号：“混横”！。他三十大几了还没娶上媳妇。知道他的狗脾气，那个姑娘愿意跟着他过日子呀！他说过“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是贫雇农，我怕谁？。社员外出挖河，他以腿疼为由硬是不去，队长王福说：“你不去可就挣不上工分。他说：”爱咋咋地，共产党不会让我饿死！“一句话，噎的王福干瞪眼。队长也就“粪叉子改挠钩----弯回去了”！我们俩看看账，他的工分年不够口粮钱，如今搞”四清“，谁也不敢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工作队在村里盯着，错一点，都要有人挨整。我们俩无奈，只好找到队长王福。王福说：“我去找他，他不交，工作队不会轻饶他。也该煞煞他的威风了。于是就兴冲冲，急火火地找他要钱去了。 当时马武正与几个小青年打扑克。屡战屡败的火气正没处发泄。一听队长向他要钱，登时把手里扑克牌往桌上一摔，腾地站了起来，一双贼亮的牛眼死盯着王福：“谁说我欠钱？我腿受伤了，那是工伤，要计算工分的。你懂个屁！”王福知道这小子准不认账。就赶紧将手里的帐本递与他。马武接过帐本。看也不看，一下子甩得老远。接着就破口大骂了：“以后哪个狗日的找我的麻烦，我就废了他！不信就试试！”队长在这位“立地太岁”面前，显得很尴尬。 再看看周围的围观的社员。他不能显得太怂。一边和他理论，一边要拉他到大队见工作队。这马武可是受过训练的，他横眉立眼，挥动老拳，一拳捶到王福的胸口上，王福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几个人上前把他拉起来，他掸掸身上的泥土，壮着胆子喊了几句：“我治不了你，你耍混，我这队长不干了，不跟你这样的混蛋惹气！”说完，就灰头土脸地到大队部去了。 村书记邓光听了他的汇报，也不敢惹自己一身骚，只是劝王福说：“对这号人你别跟他较真，我想工作队的周队长会有办法的。”王福心里憋气，当着工作队长的面，就宣布：整不倒这小子，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书记和周队长也没挽留。他就气哼哼地走了。 队长王福败下阵来了。村书记只有依靠周队长这棵大树了，我们俩也渴盼着有人出面解决欠账问题，才能过上一个旧历年。果然，小群的老爹邓书记来找我们了：“你们俩小子别着急了。工作队周队长有办法解决了。”我们俩好高兴，也好奇怪。一个来到村里不久的人，能解决这个难题吗？他们能把马武抓起来吗？书记笑了一下，说：“工作队长给你们写个纸条，你们看看吧！”我看了一下，陡然欣喜。交给小群，他立即“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乐不可支地说：“高哇，实在地高，咱们就照帖办事吧！” 那张纸条是这样写的：“在今年县里武装部民兵训练中，马武荣立二等功一次，县委决定村里给予100个工分的奖励。折合人民币60元，特此通知照办。” 纸条上还盖着大红的印章，谁也说不出什么？马武的欠账就这样解决了。我和小群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过了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有人揭发当时的县委干部周队长造假，原来马武立功根本是子虚乌有。在那个时代，冒用党的名义，就是对党组织的亵渎，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直到文革结束，当年的周队长又当上了县委副书记，据说，他曾对部下说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干工作真难！我当时不这么做，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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